巫蠱之禍與“輪台詔”的頒布，是發生於武帝晚年兩個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但兩者所起的作用迥然不同。“輪台詔”的頒布穩定了武帝晚年動蕩不安的政治局勢，而巫蠱之禍的發生則造成了衛太子的死亡，嗣君之位空懸嚴重後果。如果說衛太子尚在之時，燕王劉旦等皇子隻能是在武帝與太子政見不和的縫隙中，偷偷窺視太子的寶位，而衛太子之死則為他們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遇，於是謀奪皇太子之位的鬥爭立即呈現出表麵化的態勢。
在武帝的六子之中，此時除衛太子與齊懷王劉閎已死之外，其餘四子之中以燕王劉旦為長，因而謀求太子之位也最為積極。至於武帝的少子劉弗陵，此時尚是一個牙牙學語的幼兒，盡管深得武帝喜愛，但是否能被立為太子，武帝一時還沒有作出最終的決定。武帝這種躊躇不決的態度，致使皇太子之爭更為複雜。
燕王劉旦與廣陵王劉胥之母，《史記》不記其姓，僅雲“他姬子二人為燕王、廣陵王。其母無寵，以憂死”。《漢書》雲為李姬所生。兩書記載不同，不知何種記載為確，但李姬不為武帝所寵則屬事實。然劉旦與劉胥不為武帝所喜，除其母無寵外，還另有其他原因。
燕王劉旦與齊王劉閎、廣陵王劉胥均於元狩六年（前117）同日封王。受封之時，武帝仿西周之製，三王皆賜封策，“各以國土風俗申戒焉”。由於“燕土磽埆（土地貧瘠之意），北迫匈奴，其民勇而少慮”，為此武帝除告誡燕王勿乏武備，常備匈奴外，又申誡之“非教士不得從征”，即“非習禮義者不得在側”。劉旦壯大歸封國，沒有聽從武帝的告誡，而是“博學經書雜說，好星曆數術倡優射獵之事，招致遊士”，其行為與廣招賓客，“多以異端進者”的衛太子有相似之處。然而，劉旦對此並沒有察覺，而是在衛太子死後，貿然遣使上書請求入長安宿衛。依照漢製，諸侯王就國後應恪守“為漢藩輔”的職責，除定期至京城朝賀天子外，平時不得擅離王國。而劉旦卻公然違背祖製，要求入長安“宿衛”，謀求太子之心暴露無遺。武帝見劉旦上書後大怒，擲書於地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立斬燕使。其後不久，劉旦又因藏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以示懲戒，實際上已經無望繼立太子之位。
至於劉旦之弟廣陵王劉胥，由於為人“好倡樂逸遊，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獸，動作無法度”。似乎很有些其封地吳越“民精而輕”的遺風，因此無法得到武帝的歡心，“故終不得為漢嗣”。不過，劉胥此時倒很有些自知之明，尚沒有表露出逾越其兄劉旦而謀求太子之位的奢望。實際上，皇太子之位的爭奪，主要是在燕王劉旦與昌邑王劉髆之間展開的。
昌邑王劉髆，其母即是具有傾國傾城之色、深得武帝寵愛的李夫人，或是愛母及子的緣故，劉髆是深得武帝喜愛的皇子之一。天漢四年（前97），劉髆被封為昌邑王。在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死後，李夫人之兄貳師李廣利成為漢匈戰爭中一位重要將領，在朝廷之中具有相當的權勢，頗得武帝的信任。繼公孫賀之後任丞相的劉屈嫠，其子娶李廣利之女為妻，與李氏外戚家族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所以李廣利與劉屈氂欲“共欲立焉”。有當朝丞相、舅父貳師將軍這樣頗有勢力的後援，在謀奪皇太子之位的競爭中，昌邑王劉髆顯然比“其母無寵”，又無外戚集團可以憑借的燕王劉旦處於一個更為有利的地位。
征和三年（前90）春，貳師將軍李廣利奉命出征匈奴，對前來送行的丞相劉屈氂說：“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劉屈氂允諾早日奏請皇上。孰料此事被宦官內者令郭穰知曉，遂向武帝告發曰：“丞相夫人以丞相數有譴，使巫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是時巫蠱之禍剛剛發生不久，追查巫蠱之事正急，郭穰的告發再次引起武帝的震怒，而臣下公然議論立皇太子之位歸屬這樣最為敏感的朝廷大事，更是武帝所不能容忍的。劉屈氂與夫人及貳師將軍李廣利的家室俱被收捕下獄，嚴加查問。六月，劉屈氂以“大逆不道”罪被腰斬於長安東市，妻子梟首示眾。
此時，李廣利正統率漢軍在漠北與匈奴激戰，得知這一消息後軍心嘩變，一敗塗地，走投無路的李廣利隻得投降匈奴，七萬多漢軍全軍覆沒，李氏宗族因此而被誅滅。在巫蠱之禍的餘震之中，另一個著名的李氏外戚集團也步衛氏集團之後塵而覆滅，劉髆氂謀立太子的可能性自然也隨之破滅。兩年之後，後元元年（前88），年紀尚輕的劉髆氂突然去世，諡為哀王。至於劉髆氂之死是否與謀求太子之事相關，宮闈之中牆高幕深，其中隱情恐怕永遠也不會為後人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