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觀結束，中國代表團回到飯店，興奮之餘又有些失落。此次蘇聯之行，為的就是考察火箭與衛星，可考察期限將盡，卻連衛星的影子還沒見著。
怎麼辦？如果就這麼回去怎麼向自己的祖國和人民交待？最後，專家們商定，通過大使館向蘇聯政府有關部門反映一下情況，要求給代表團再擴充一些新的考察內容。
同時，趙九章團長還找到安德烈先生，向他當麵陳述了中國代表團的意見，希望能盡快安排一次考察衛星和發射場的活動。
安德烈聽後臉上依然掛著熱情的微笑，隻是這微笑明顯地透露出一種無可奈何的苦澀意味。不過，他還是表示，一定盡快向上級反映。
時間一天天地過去，中國專家在備受煎熬的同時，都在思索著中國航天事業的出路。此時，他們並不知道中蘇兩國領導人之間的關係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從蘇方工作人員那閃爍其詞的談話內容和躲躲閃閃的眼神中，他們又分明感到：這次想看“老大哥”的衛星和發射場，看來是不可能了。
很快，蘇聯方麵有關部門向中國大使館作了正式答複：中國代表團的這次赴蘇考察，不便安排衛星研製和發射場區等考察內容，希望中方給予諒解。
轉眼間，為期70天的考察已到尾聲。在中國代表團離開莫斯科的前夜，幾位蘇聯專家以朋友的身份，邀請中國５位專家共進晚餐。
晚宴結束之際，可能是受到酒精的刺激，蘇聯朋友們掩飾不住內心的激動，對中國專家們說，發射衛星，是一個龐大的係統工程，除涉及到技術領域外，還需要雄厚的經濟實力。根據蘇聯的經驗，建議中國代表團回國後，不要一開始就搞衛星發射，而應該從探空火箭搞起，這樣會更現實一些，也更有把握一些。
盡管在蘇聯沒有達到考察衛星研製工作的目的，但蘇聯先進的工業和科技，還是使中國的科學家們大開了眼界。
代表團回國後，對前往蘇聯的考察情況作了認真的總結，又對國內的現狀進行了比較分析。
他們清醒地認識到，發射人造衛星，是一項技術相當複雜、綜合性很強的大工程，需要有較高的科學技術水平和強大的工業基礎作後盾。
於是主要負責人員商量後決定，向上級部門提出兩點建議：
中國的空間技術要由小到大、由低級向高級發展；中國發射人造衛星，一定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幾位代表團成員還聯名向上級有關部門寫了一份詳細的報告。報告指出：
衛星研製重點應立足國內，走自力更生的道路。鑒於目前我國科學技術和工業基礎狀況，發射人造衛星的條件尚未成熟，建議先從探空火箭搞起……
報告很快得到批準，緊接著，我國科學家依據本國國情重新製定了衛星研製計劃。他們的這一建議正符合當時中央關於衛星工作的指示精神。
中央撥巨款支持搞衛星
1958年7月和9月，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和副院長張勁夫先後兩次向聶榮臻並中央報告科學家們的建議，提出有關科學院配合國防尖端研究工作情況以及研製人造地球衛星的報告。
1958年11月，在武昌召開的八屆六中全會期間，張勁夫作為候補委員出席會議，會議期間，他向中央委員和中央書記處彙報科學家們對研製人造衛星的意見和計劃。
計劃得到會議的讚同，中央政治局研究並決定撥2億專款支持科學院搞衛星。
在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國家在各個方麵用錢的地方很多，能夠拿出如此巨款，誰都能夠掂得出它那沉甸甸的分量。
麵對如此巨款，科學院黨組經過認真征詢科學家們的意見，慎重地研究確定：
專款重點用來建設迫切需要的高能燃料、火箭發動機和上海機電設計院運載火箭兩個研究設計試驗基地，以及水聲工作站，風洞，581實驗室，109廠，上海、大連、長春高能燃料研究室和電子、自動化、高溫金屬、光學等4個配套工廠。
為了能夠讓這筆巨款早日投入使用，張勁夫請院新技術辦公室主任穀羽協調財政部文教司，又經過李先念副總理批示，中央專款當年底到位。
考慮到火箭推力對衛星發展的製約，錢學森主張科學院先行一步，研究高能燃料。
1958年底，科學院召開高能燃料會議，組織北京、上海、大連、長春四大化學所，戲稱“四大家族”的精兵強將，開展液體、固體高能燃料的研製，並探索固液型、遊離基及重氫燃料。
1959年1月上旬，聶榮臻到上海主持第一次全國地方科技工作會議。
在會上他多次鼓勵上海的科技界和國防科研單位，要大力支持中國科學院搞好探空火箭和人造衛星的研製工作。
接下來，北京火箭發動機試車基地、力學所的風洞、上海機電設計院的火箭、北京581廠的遙控儀器、109廠的半導體元件研究設施，先後都建立起來。
這時，張勁夫向聶榮臻建議采取兩條腿走路的辦法，即在五院利用蘇聯資料和一般燃料研究火箭的同時，科學院發揮綜合研究優勢，完全靠自己探索創新，從高能燃料入手開發研製火箭。作為五院的補充，建議得到了聶榮臻的讚同。
其間，力學所二部由林鴻遜主持，在北京山區建成兩個同量級的液氧、液氫火箭發動機(星際航行運載動力)試車台上，對各化學所研製成功的若幹種液體、固體燃料進行台架試驗。
據記錄總共做了100多次發動機台架試驗，取得了成功。
經儀器測試記錄的科學數據提供給設計單位。按國防科委要求，全部試驗資料和數據轉交給七機部，高能燃料有工業部門投產供應。
盡管已經做了多方麵的準備工作，但要想讓衛星上天，還需要做很多工作。
其中較為困難的一件事，就是研製所有裝在衛星上麵的儀器，要在地麵上建一個平台，模擬高空真空環境，儀器在這個地方運轉先試驗好。
送生物上天，也要在北京建立高空模擬實驗設備，就是衛星上天以後儀器怎樣運轉，在地麵真空的條件下，所有的儀器、生物等等，都要先進行試驗。
再加上衛星本體，搞什麼儀器等。
例如熱控，衛星在空中運行時，向陽麵溫度高達100攝氏度以上，背陰麵低至-100攝氏度以下，而儀器設備必須保持在-5攝氏度至-40攝氏度範圍內才能正常工作。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院長的閔桂榮等通過大量的測量、試驗、計算和理論分析，采用兩個所研製的多種溫控塗層，使儀器艙內溫度達到總體設計要求。
與此同時，中央專委還決定，衛星任務要科學院承擔，衛星本體主要由科學院研製。科學院也組織有關部門配合。
接著，科學院還利用這筆巨款，在北京還建立了科學儀器廠，作為人造衛星的總裝廠。
而當時科學院的外彙有限，我們花外彙購買的好設備都放在科研儀器廠，這個廠能製造好多尖端產品。
中央調整空間技術計劃
正當衛星工作在熱火朝天地進行著的時候，我國遇到了極為嚴重的自然災害。由於經濟困難，兩位中央常委、副總理陳雲、鄧小平分別對張勁夫說：
衛星還要搞，但是要推後一點，因為國家經濟困難。
1959年１月21日，主持領導衛星研製工作的張勁夫向科學院傳達了鄧小平的指示：
衛星明後年不放，與國力不相稱，衛星還是要搞，但是要推後一點。
隨後，院黨組召開會議，調整空間技術計劃，提出：
大腿變小腿，衛星變探空
根據中央的方針，張勁夫提出“就湯下麵”，決定：
調整機構、停止研製大型運載火箭和人造衛星，把工作重點轉向研製探空火箭上來。
聶榮臻表示，完全同意鄧小平、陳雲的指示和中國科學院的近期方針。目前，確實出現了科研戰線拉得太長的情況，某些項目收縮一下，對集中力量研製導彈、原子彈是有好處的。
搞探空火箭，本來就是我們研究人造衛星的第一步任務，今後就要在研製探空火箭方麵做紮實、細致、艱苦的工作。
這次調整不是任務下馬，而是著重打基礎，先從研製探空火箭開始，開展高空探測活動；同時開展人造衛星有關單項技術研究，以及測量、試驗設備的研製，為發展中國航天器技術和地麵測控技術做準備。
隨後，院黨組提出具體的方針：
以探空火箭練兵，高空物理探測打基礎，不斷探索衛星發展方向，籌建空間環境模擬試驗室。
實際工作首先集中力量研製T-7型氣象火箭，同時，與五院合作研製和平1號探空火箭。
1959年５月４日，錢學森主持了和平１號火箭協作分工會議，就遙測係統、箭上儀器、結構設計、彈道測量、與靶場掛鉤問題作了具體安排。參加會議的有五院劉秉彥、梁守槃等，科學院有穀羽、趙九章等。
此後，中國科學院上海機電設計院在王希季等科技人員的艱苦努力下，在研製探空火箭方麵取得了可喜的成績。
中國科學院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參加“兩彈一星”的研製，是在很特殊的時代背景下進行的。五六十年代，新中國成立不久，中國的工業化正在開展，我們的國力不強，科研力量不強，條件很艱苦，是真正的白手起家，是真正的創業。可是，我們有黨的堅強領導，有中央的正確方針、政策，我們靠的是一批從國外回來的有高度愛國心的科學家，又靠他們帶出一批年輕的科學家，他們靠的是一種崇高的精神，一種為了祖國富強而獻身的精神，他們是“兩彈一星”的真正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