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王朝雖然距離我們已有二千多年，但卻以其獨特的魅力吸引了人們的目光。西漢在秦王朝的廢墟上，建立了一個至今都讓中華民族引以為榮的朝代。西漢二百多年的曆史，更為給後人留下了數不盡的文化遺產和講不完的傳奇故事。
佇立古城西安，放眼四望，陝西渭河北麵的鹹陽塬和北山一帶自古就是皇家陵區，古墓密布，塚墳森森或與山齊，周、秦、漢、唐等曆代墓葬雜遝錯置，曆盡千載滄桑。至今，在陝西鹹陽渭河北岸五陵塬的二階台地上，星羅棋布地分布著九座西漢帝王的陵墓。西漢（前206-公元8年）經曆了11個皇帝，除文帝劉恒霸陵、宣帝劉詢杜陵在西安效區外，其他9個帝王陵墓均在鹹陽市北原上。
一座帝陵，就是一座地下文物寶庫，帝王們恨不得把人間擁有的一切都帶入地下繼續享用。西漢帝陵規模宏大，建築布局嚴謹，隨葬品豐富，是封建時代墓葬製度的最高形式，具有重大曆史、文化和科學研究價值。
西漢的曆史，一般以宣、元之間為一界線，分為兩個時期。宣帝是“中興之主”，維持了西漢平穩發展的局麵，但從元帝開始，社會矛盾日趨嚴重，西漢開始進入衰世，所謂“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
漢元、成二帝在西漢王朝214年的統治中（不含王莽），共占有42年，約合西漢統治總年數的1/5。元成二帝統治期間的42年，正是西漢王朝由盛到衰的轉折時期。那麼，漢王朝為什麼在他們統治時期走向衰落？原因是什麼？我們應該怎樣評價元成二帝？
元成之世，是西漢帝國國勢日趨衰落的轉折期，這與當時土地兼並高潮再起，階級矛盾進一步尖銳化有關，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由於元帝劉奭表麵上“柔仁好儒”，實際上姑息、縱容宦官、奸佞迫害賢臣，政治黑暗腐敗；由於成帝劉驁“湛於酒色”，寵任外戚亂政，才使西漢走向衰亡。
這一時期，對外關係比較平穩，田莊經濟得到發展，說明事物是複雜的，在衰敗中也有平穩和發展的一麵。史家對元成二帝，早有評價，認為元帝“柔仁好儒”，成帝“湛於酒色”。
（一）漢元帝“柔仁好儒”
所謂元帝“柔仁好儒”，是班固在《漢書·元帝紀》中的評語。我們單就字麵含義講，所謂“柔仁”大概就是《漢書·元帝紀讚》中所說的“牽製文義，優遊不斷……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風之烈”。所謂“好儒”大概是“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如果按這樣解釋，對元帝的評價，應該是褒多於貶的。這是漢家臣子班彪、班固父子的個人觀點。我們認為，從曆史的角度看，全麵評價漢元帝這個人物，有助於還原曆史人物的本來麵目。
西漢王朝從漢元帝時，已逐漸開始走向沒落。當時，土地兼並嚴重，外戚宦官專政，社會動蕩不安，出現流民。
元帝是號稱一代“中興”之主的宣帝的兒子，早年為太子時，曾因奉勸其父重用儒生，被訓斥了一番。宣帝說：“我大漢立國，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何以要單純任用德教，況且儒生迂腐，不達時變，喜歡是古非今，使人眩亂於名實，不知何去何從，豈足委任！”宣帝還斷言：“亂我家者，太子也。”並曾一度想改立淮陽王為太子。
我們認為，在對漢元帝“柔仁好儒”的評價中，“柔”字最能夠準確反映他的性格。元帝的確是一個優柔不斷、性格柔弱的人。我們從他曆次發布的詔書中就可以看到這一點，例如在《漢書·元帝紀》中記載他常說“懼於天地之戒，不知所由”、“朕戰栗恐懼，不燭變異”、“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陰陽為變，咎流萬民，朕甚懼之”、“朕戰戰栗栗，夙夜思過失，不敢荒寧”等等，從這些的詞句來看，他不僅在大是大非麵前不能當機立斷，而且貽誤戰機，給奸臣們以喘息的機會，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說，已經優柔、懦弱到對自己的統治失去信心的地步。
至於元帝的“仁”則要大打折扣了，即使不是虛情假意，也隻能是對佞臣宦官石顯之流講“仁”了，而對自己的老師蕭望之和賢能之臣劉向、張猛等人就不講仁了。在石顯等人陷害蕭望之下獄和蕭望之被迫自殺的事件中，元帝不是有意縱容，就是故意裝糊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關於“好儒”，也隻是表麵現象。元帝即位後，的確任用了很多儒臣，在詔書中也多次引用儒家經典，並采用過一些振興和發展儒學的措施。但是，在實際中，元帝並不真正信任儒生和賢臣，而是聽任佞臣、宦官石顯等人對賢臣、名儒的迫害。例如，在蕭望之被迫害自殺之後，元帝起初非常後悔，遂提拔任用另一位師傅周堪為光祿勳，任用周堪弟子張猛為光祿大夫、給事中，異常信任。此舉使弘恭、石顯之流感到恐懼，就想方設法詆毀周堪、張猛，並利用天變之機，造謠誣蔑說是因為周堪、張猛做事不周造成的。於是，元帝故伎重演，據說其內心還是想重用周堪、張猛二人，但又害怕弘恭、石顯之流，就把周堪貶為魏郡太守，張猛為槐裏縣令。周、張離開中央後，天象又出現變異，元帝這才明白天象變異與周、張二人沒有關係。於是又把周、張二人召回中央，任命周堪為光祿大夫，張猛為大中大夫、給事中，雖然是重新委以官職，但實際上是各降了一級。經過此事，石顯之流看到了元帝的懦弱，更為得勢。他們已經控製了尚書大權，尚書五人全是石顯的黨羽。周堪奏事必須通過尚書，而其結果全由石顯決斷，周堪為此憂慮憤怒而死。周堪死後，張猛人單勢孤，也在石顯的迫害下，於公車署自殺。周堪為一代帝師，當世名儒，張猛也是一位幹練之才，曾出使匈奴，與呼韓邪單於簽訂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的友好盟約，奠定了漢匈和好的基礎。像周堪、張猛這樣的不世之才，都被石顯迫害致死，對漢政權實在是一個巨大的損失，在這裏，元帝負有直接不可饒恕的責任。
被石顯迫害致死的名儒還有易學大師京房。京房看到漢各級官吏腐化墮落的情況，便向元帝建議推行“考功課吏法”。此舉得到禦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等人的支持。元帝也認為可行，但遭到石顯及其黨羽的反對。石顯不敢直接攻擊“考功課吏法”，而是以讓京房直接到地方試驗為理由，把京房排擠出中央，到魏郡任太守，以“考功課吏法”治郡。京房離開中央後，石顯就誣告京房與張博同謀，“誹謗政治，狡猾不道”，京房因此被判死刑。
此外，被石顯迫害致死或遭貶斥的賢臣還有禦史中丞陳鹹、待詔賈捐之、鄭令蘇建等，郎官馮逡也因奏言石顯專權而遭受迫害，甚至連由馮逡薦舉的馮野王，也無端受到排擠。石顯如此迫害賢臣，都是在元帝的支持、默許下進行的，這怎麼能說元帝重用儒士？
在石顯等人的淫威下，有些名儒貢禹和丞相匡衡等，看到石顯聲勢顯赫，也都投靠到石顯門下，這些人其實已經不能發揮儒生的作用。
那麼，元帝為何會重用石顯，原因就在於他認為這些人無黨無派，可以信任。而對蕭望之、周堪、京房、張猛、陳鹹等名儒、賢臣之所以不信任，就是因為他們有外黨，不利於專斷皇權。宦官本是家奴，善於看人眼色，見風使舵，阿諛獻媚，承風順旨。在這些人麵前，元帝可以稱心如意，為所欲為。而在蕭望之等正直的大臣麵前，元帝感到不舒服。這些人動輒忠諫，還引經據典，對皇帝勸諫一番。這就是元帝默許、縱容宦官迫害儒生、賢臣的原因。
石顯也並非像元帝想象的那樣沒有外黨，為了擴大實力，他與外戚史高、許嘉等人互相勾結，又拉攏一些見風使舵的儒臣匡衡、貢禹、五鹿充宗等人結成朋黨，處處與蕭望之、周堪等執政大臣對立。更有甚者，還與長安豪俠萬章交往過密，甚至還想把價值百萬的床席器物贈給萬章，由此可見，石顯並不是自甘寂寞的人，而是交遊較多、急於形成一個能控製一切的權勢集團。本來，元帝自己不想管理政事，想依靠“無外黨”的宦官來控製皇權，結果卻大權旁落，授柄於人。更為可悲的事，這樣做的結果擾亂了政局，使國家衰落不振。
《漢書·史丹傳》記載：“建昭之間，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說明元帝投銅丸擊鼓的技藝很高，已經超過了專業演奏家。《漢書·元帝紀讚》則說“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這也說明元帝是一位精通書史、多才藝的皇帝。他對音樂造詣尤深，不僅能擊鼓、彈琴、吹簫，而且會使用多種樂器演奏，還能譜曲配唱，對拍節的掌握已經達到窮極要妙的地步。在中國曆史上，多才多藝的皇帝，多不理政事，元帝也是這樣的君主，在嬉戲玩樂中一步一步把漢政權推向衰亡之路。薛廣德說元帝“日撞亡秦之鍾”，決非誇張之詞。
從當時曆史事實分析，漢朝在元帝時並沒有到不可挽救的程度。元帝如果能把他的才華用在治理國家方麵，聽從賢臣的勸諫，鏟除石顯等奸佞之徒，革新政治，漢政權還是大有可為的。
當然，我們也不能說元帝沒有一點善政，如提倡節儉、救濟災民、假民公田、征收口錢由三歲提至七歲等，均屬善政。但這些與其委政宦官，濫殺忠良，擾亂政局相比，則是微不足道的。我們認為，西漢王朝的衰亡，元帝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二）漢成帝“湛於酒色”
至於說成帝“湛於酒色”，倒是比較準確的評語。漢成帝劉驁，在中國古代昏君的排行榜上，是“赫赫有名”的。他自甘墮落，迷戀酒色，荒淫無道，不理朝政，最後竟死於非命。
漢成帝即位不久，就清除了石顯亂政集團，說明皇權還是很有威力的。如果成帝以此魄力控製政治局勢，漢帝國的前途還是有希望的，漢家的命運還會有新的起色。可惜成帝沒有把握好這一有利時機，反而拱手把政權讓給外戚王氏。
外戚王氏飛揚跋扈，其專權霸道的一個例證就是完全控製了皇帝，使得成帝連一件小事都無法作主。有一次，成帝召見劉歆，很欣賞他的才華學識，決定任命劉歆為中常侍。左右的人對成帝說：“此事還沒有告訴大將軍王鳳呢？”成帝說：“這樣的小事，不用告訴大將軍”。周圍的人非常恐慌，嚇得一再叩頭，要求稟告王鳳。成帝隻得給王鳳說，結果，王鳳不同意，最終就沒有任命成。試想一下，成帝連任命中常侍這樣的小事情都要稟報大將軍王鳳，可見王鳳把他已經沒有放在眼裏了，這哪裏還像一個堂堂的皇帝。
其實，漢成帝說到底就是一個的政治廢物，自己昏庸無能，又“湛於酒色”，企圖依靠母舅來支撐家業，但外戚的勢力豈能不借機惡性膨脹起來？所以，在西漢晚期的政治舞台上，王氏家族能夠粉墨登場，也就不足為怪了。
漢成帝還是一個荒淫無道的昏君。為了滿足其腐化的生活，從漢成帝即位時起，就花了大量金錢，建造霄遊宮、飛行殿和雲雷宮供自己享樂。他還在甘泉紫殿中設雲帳、雲幄、雲幕，極盡奢華，世人稱之為“三雲殿”。不僅如此，還為他死後享樂大修陵墓，先修初陵，嫌規模小，又改建昌陵，調集千萬役夫，點燃脂燭，日夜趕修。昌陵地勢地低下，耗費巨大，史稱“取土東山，且與穀同價”，以致於“大興徭役，重增賦斂，征發如雨，役百乾谿，費疑驪山，靡敝天下……百姓財竭力盡……”。乾谿是楚靈王的葬地，驪山是秦始皇的陵墓，都是曆史上耗費巨大的工程，穀永以昌陵與乾谿、驪山相比喻，其勞民傷財的慘狀可想而知。
成帝還有個愛好，就是喜歡看人獸搏鬥。為了滿足這一喜好，他命人大肆捕捉野獸，把抓來的熊羆虎豹運到長楊宮射熊館，讓胡人與野獸搏鬥取樂。為了捕獸，農民生產荒廢，莊稼被踐踏毀壞不計其數。成帝還有喜歡化裝外出尋樂的癖好，曾在富平侯張敞的陪同下，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柞，鬥雞走馬無所不為。由於成帝長期外出，致使“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幹戈而守空宮”，大臣們很長時間都不知道皇帝的去處。成帝荒淫到如此地步，政治上的混亂可想而知了。
成帝還是個罕見的好色之徒。他最初寵愛的是許皇後，這引起了王氏集團的擔心，一有機會他們就攻擊許皇後，再加上許皇後色衰，成帝便也移情別戀。
漢成帝冷落了許皇後，開始寵愛班婕妤。班婕妤是《漢書》作者班固的祖姑。她生了一個男孩，數月即夭折。班婕妤美而不豔，麗而不俗，又博通文史，知書達禮。她沒有一般女子“好妒”的毛病，把侍女李平進獻給漢成帝，李平又得寵幸，也被封為婕妤。漢成帝說：“當初孝武帝的衛皇後也從微賤而起。”因此賜李平姓“衛”，她就成了衛婕妤。
但是，貴為君王的成帝，即使身邊女人再多，也總想著到宮外世界去尋求刺激。鴻嘉元年（前20年），漢成帝在富平侯張放的陪同下，身著便裝，微行出遊，跑到鬧市區去尋歡作樂，竟遇到了絕代美女趙飛燕，飛燕成為最寵愛的女人。後來，他得知飛燕還有個更加美麗的妹妹趙合德，便將合德召進宮內。從此，趙飛燕姊妹雙雙得寵，俱立為婕妤。不久，漢成帝廢掉許後，立飛燕為皇後，合德為昭儀。成帝為討得趙氏姐妹的歡心，便賞賜飛燕珍寶無數，又給昭儀修建了豪華無比的昭陽宮。成帝整天迷戀酒色，不理朝政，與趙氏姊妹玩樂，最後竟死在“溫柔鄉”中。
衰世顯忠良。我們從翟方進一生的經曆可以看出，翟方進為丞相約五十餘年，正當西漢成帝之時。翟方進打擊的重點是外戚勢力及與外戚勾結挾勢作奸犯科的大官重臣。他的目的是忠於漢劉王朝。《全唐文》卷七三二所收長孫傪《漢故丞相翟公重建碑表》對他的評價是“茂德洪業，輝焯於漢庭”，“端肅莊厲守位以威嚴稱”。在西漢末期是一位難得的忠於朝廷的能臣，最後仍以身代成帝受過，慷慨赴死。從這裏，我們不難看出成帝政治上的軟弱與昏庸。
像漢成帝這樣在政治上昏庸無能，自甘墮落，在個人生活上迷戀酒色，荒淫無道的帝王，在中國曆史上都是少有的。外戚王氏正是利用成帝的這一點，培植起來自己的勢力。後來王莽篡漢建新，實際是成帝為他奠定了基礎。班固在《漢書·成帝紀讚》中說：“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這實際上是含蓄地指出成帝要為王莽篡漢負責。
（三）重用儒生實施儒政
縱觀元成二帝當政時期，重用儒生是共同的特點。元帝即位後，重用儒生，委之以國政，名儒蕭望之、周堪、貢禹、薛廣德、韋賢、匡衡、韋玄成、劉向、鄭弘等人相繼為丞相。推行儒政、仁政，如提倡節儉、減少政府開支，減輕百姓負擔，削減衛卒，生子由三歲出口錢，改為七歲仍出口錢；成帝時，算賦由120錢減為80錢，等等，都堪為善政。還有擴大博士弟子名額，令郡國設置五經百石卒吏，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讓光祿大夫劉向整理宮中藏書，等等，對促進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都是有益的措施。同時京房提出的“考功課吏法”如能認真執行，對於政治清廉，提高官吏的工作效率，也有所裨益。但是，由於儒家的保守、迂腐以及讖緯迷信的消極作用，特別是由於宦官當政，元帝優柔寡斷，使儒家仁政難以貫徹執行，而其消極因素卻得到惡性發展。
元帝即位後即重用儒臣，名儒蕭望之、周堪、貢禹、匡衡、韋玄成、劉向、鄭弘皆為卿相，推行儒政。其問也確實推行過一些仁政，如提倡節儉，減少政府開支，減輕百姓負擔，削減衛卒，生子由三歲出口錢，改為七歲乃出口錢。成帝時，算賦由一百二十錢，減為八十錢等等，都堪稱為善政。還有擴大博士第子名額，全郡國設置五經石卒史，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讓光祿大夫劉向整理宮中藏書等等，對促進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都是有益的措施。同時京房提出的“考功課吏法”，如能認真執行，對於政治清廉，提高官吏的工作效率，也應該有所補益，但是，由於儒家的保守，迂闊及讖緯迷信的消極作用，特別是由於宦官當政，元帝優柔寡斷，使孺家仁政難以貫徹執行，而它的消極因素卻得到惡性發展，再加上統治階級腐化墮落，政治黑暗，使漢王朝統治迅速走向衰亡。
儒家的迂闊、保守、迷信的表現，首先是把日食、月食、地震以及水旱災害等天文現象和自然災害與政治聯係起來。如翼奉給元帝上封事時就說：“《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所謂“五際”，即指每逢初卵、酉、午、戊、亥五個地支年份，國家必有災害發生，稱為“五際厄運”。翼奉認為元帝初元二年（前47年）就是甲戌年，屬於“五際厄運，之年，故地震頻繁，陰氣大盛。”所以如此，是由於“二後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勢尤奢僭過度”之所致。翼奉的論說以災異附會政治，以約束君主政治之失，雖屬迷信，也未嚐不有積極意義。前此，翼奉曾因天變而勸元帝“顯諸仁，藏諸用”，即行仁政，節用愛民，元帝就接受了翼奉的意見，下詔“江海陂湖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稅，損大官膳，減樂府員，步苑馬，諸官館稀禦幸者，勿繕治，太仆、少府減食穀馬，水衡省食肉獸。”而這一次涉及到外戚史高。許嘉所謂“二後之黨”專權於政的嚴重問題，元帝可就不接受意見了，初元三年四月乙末，武帝茂陵白鶴館火災，翼奉又上疏建議因天變而徙都於成周（洛陽），以表示“與天下更始者也”，從而使漢家政權“延長而無窮也。”其實天變與徙都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翼奉把兩者拉在一起是毫無道理的，也不可能解決任何問題。這回元帝還是沒有接受意見，以七廟在長安不能東徙，而拒絕遷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