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理想的建功立業變成實際的追名逐利。如張華，在西晉他是學識與為人都受大家尊敬的人。他在反對楊皇後及其後黨中似乎代表著正義，也因此受到士林尊重。但是在得到賈後的信任與獲取高位後，他基本就傾心於賈後，在人們謀求鏟除賈後的過程中，為了一己之私而猶豫不決，最終導致錯失良機。後來賈後的亂政及其後的“八王之亂”，他雖非主謀卻也難辭其咎。再如潘嶽、左思、陸機諸人，本非司馬陣營的內部人物，但是因在事功方麵急於求成，以致喪失名節，以後的悲劇多少有咎由自取的味道。
因性格剛烈而多與人衝突。無論傅玄還是陸機等人，似乎保留著儒家的正直之氣，實際已蛻變為負氣爭鬥。傅玄批評正始玄學之失與士風浮華都是可取的，但是他個人情緒色彩過分，發言處事多有可滋議之處。與皇甫陶相爭，雖為朝政而起，但“玄以事與陶爭，言喧嘩，為有司所奏，二人竟坐免官”。“其中不免有傅玄責怪皇甫陶忘恩負義，借題發揮的成分。”陸機入洛後因中原士人鄙視江東士人而多次與他們爭辯，幾乎觸機即發，也屬此類。這種表現不僅與名士的“雅量”大相徑庭，就是以一般的為人準則相衡也毫無風度可言。
重名甚於一切，以致斤斤計較。他們遇“名”特別敏感，導致行為變形。例如《晉書·傅玄傳》載錄“罵坐”一事：“獻皇後崩於弘訓宮，設喪位。舊製，司隸於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秩在諸卿下，以次坐，不絕席。而謁者以弘訓宮為殿內，製玄位在卿下。玄恚怒，厲聲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所處，玄對百僚而罵尚書以下。禦史中丞庾純奏玄不敬，玄又自表不以實，坐免官。”因禮製的變化而在大庭廣眾罵人，雖或許為維護舊製而存儒家之意識，但是罵人之舉完全喪失儒家的溫文爾雅，且後來罵眾百官更是純粹意氣用事，而自表不實，哪有儒者風範？究其因大概是將他的位置挪於諸卿下。
過於自尊與建功心切，以至於不顧利害。這些人對自己不僅充滿自信，自尊心也特別強。欲建不世之功且有“舍我其誰”的意念，他們自視很高，因此觸及別人對自己的評價之論就相當看重，往往隨即就有激烈反應。陸機隻要聽到別人的不重視自己乃至涉及家族、江東人的議論，就反應特別激烈。傅玄的“罵座”與“激爭”大多因此。左思的《詠史詩》所敘之事屬實，所發議論也合理，但是情緒偏激也是事實。特別是陸機等人，為了建功立業，竟然不停地投身權貴，名利熏心，不僅毫無名節可言，連自己的性命安危都不顧，最終落了個身敗名裂的結果。
這類人雖然積極事功，好像符合儒家的規範，其實那隻是表麵。究其內質，他們是個人主義的另一種表現。他們的事業，依照當時的情勢論沒有正義，也不是為天下蒼生，主要是為自身利益，為自己家族利益。不管他們成功與否，結果都是一樣的。所以，這些人在當時不被士林看重是必然的，後代人往往隻是從積極入世就不加分辨地肯定，那是有失偏頗的。尤其令人傷感的是，他們競競一生，卻並無功業流芳百世，隻有其中一部分人因為創作了一些文學作品，尚能以自己並不甘心的文學家留名後世。
第三類是任性而為，狂放不羈，毀禮棄俗之人。如果說清談是一種儒雅的無為，那麼種種狂放不羈的行為更具有莊子式的逍遙。中朝名士從阮籍、劉伶等人那裏繼承了狂飲之習，完全不顧世間常情常理，唯酒是命。竊飲不為偷，裸飲不算羞，日夜不醒不是怪。此間，各人之間關係也變得徹底平等，父子、夫妻、官吏之間已無“禮”的約束，互喚名字，相謔成趣。這些人數量眾多，顧榮、張翰、畢卓、胡毋輔之、王澄、張湛、謝鯤、山簡、阮孚等等。他們大多出身名門，也有不少身居要職，但都遺落世事，整日放誕任達，行為乖張，其主要特點有：
毀壞禮俗。這些人都把遵守禮節當做最俗之事，行為與禮相悖成為最大特征。王澄出任荊州刺史，官員傾城而出為之送行，但是他卻在半路上爬上一棵樹，掏鳥蛋玩，還解除了自己的服飾。張湛在自己家的門前屋後種滿了青鬆翠柏，被人稱為屋下陳屍。畢卓身為吏部郎，可謂政府高級幹部，卻越牆而入，半夜偷飲新酒，喝得爛醉被下人當賊抓住。他們還常常赤裸著嬉戲或者狂飲。胡毋輔之的兒子胡毋謙之，經常呼喚他父親的名字，輔之非但不生氣，反而相當高興。袁山鬆出遊，喜歡讓左右唱挽歌，路人稱其為道上行殯。但就是這些“鄙視”禮教的狂人，恰恰又是“至孝”“純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