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儀儒則而又崇尚自然。嵇康“家世儒學”，自小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雖然他服食，但是他總的來說是儒家的守節之士。縱觀嵇康一生，他除了說過一些言辭激烈的話以外，並無嚴重違反儒家行為規範的舉措。相反，嵇康的許多言行甚合儒道。如：“君子義是親，恩好篤平生。”（《答二郭三首》之一）他的《卜疑集》虛構了一個頗有自擬的形象“宏達先生”：“有宏達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闊；方而不製，廉而不割；超世獨步，懷玉被褐；交不苟合，仕不期達。常以為忠信篤敬，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夷，遊八蠻，浮滄海，踐河源，甲兵不足忌，猛獸不為患。”這樣的形象雖略帶道家色彩，但是本質上還是儒家的人格。氣度的恢弘，行為的方正，忠信篤敬，直道而行，即使出仕也不是為自己富貴榮達，交遊以信義為上，嚴以擇友，如此等等，難道不是一個在變幻的世界有些迂腐的儒生嗎？如果從這裏去理解嵇康，好多疑難問題大體上就可以迎刃而解。正因為嵇康篤信儒家的行為規範，人格理想，所以他看不慣司馬氏的虛偽和奸詐，狠毒和陰險，他決不願意與世俯仰，和光同塵，他與人交往不能容忍背信棄義，行於社會直道方正。對小人，他不僅鄙視，而且難免要發泄其不滿與憤恨；對高唱儒家口號而實際踐踏儒家規範者，他實在按捺不住其剛烈，幹脆大唱反調，甚至激烈地諷刺傳統的儒家聖人與儒家信條。所以對嵇康的“反儒”言論不能簡單地認定其果真如此認為，而是要從其個性角度和特定時代情境去理解和解讀。當然，嵇康更加崇尚自然，不喜歡繁文縟節，不愛受拘束，確實有道家的“逍遙遊”風致。他喜歡那種不染世情的高蹈：“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遊心太玄。”（《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九首》其十五）“琴詩自樂，遠遊可珍。含道獨往，棄智遺身。寂乎無累，何求於人？長寄靈嶽，怡誌養神。”（同上其十八）顯然，他希望做一個能不受任何牽累拘束的逍遙之士。在《答二郭三首》其二中他更是直言：“遺物棄鄙累，逍遙遊太和！”《與山巨源絕交書》說：“老子、莊周，吾之師也。”可以說，嵇康真的更喜歡做一個與世相離的獨行之士，逍遙於塵俗之外。
嵇康之於儒與道，頗為複雜。他並不是簡單地信奉某家，排斥另一家；也不是兩者相加除以二。他在為人處世上多奉行儒家之道。他有狂狷姿態，但是他並沒有違反儒家規範之舉。阮籍多有毀禮之行，服母喪期間狂飲爛醉；嫂子歸寧，卻前往話別等等，這些在嵇康那裏從未出現過。他死後，其子嵇紹在西晉成為罕見的忠臣，決非偶然。他在對待生命、富貴等個人問題方麵多循道家的自然之道。但是，他並未把儒家與道家對立起來，而是根據他的創造性理解結合起來，融合在一起。例如，他信奉君子修養，但是與早先的儒家君子人格相比，明顯已經多了些道家色彩。這方麵的論述很多。《釋私論》開首他就說：“夫稱君子者，心無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係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係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此段言論常為人所誤解，以為是“否定名教”。其實，他努力將儒家的君子之道與道家的大人之道結合起來。任繼愈先生說是“崇尚自然而貶抑名教”是很恰如其分的。他的“行不違乎道”應該兼具儒道兩家的內涵，即既具有道家的自然大道，也有儒家的倫理大道。在他看來，一個人的修養達到了心神通達的高度，無論怎樣都不會犯低級錯誤，作出違反一般的倫理人情之事，這與孔子晚年的“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具有相同的境界。由此看來，他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並不是反對名教，而是要求以更高的境界（自然），在任心而行並不需要低級的名教要求來約束行為，卻行不違反名教。他是想真正統一名教與自然的關係，但是在司馬氏高舉“名教治天下”大旗的時候這樣說，難免與統治者思想不統一而遭到忌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