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同時，統治者想以某一種最適合自己的學術思想來作為統禦天下的工具。西漢剛建立不久，天下疲敝，他們隻能以黃老的無為而治來使天下恢複元氣。待政局穩定，經濟、軍事等綜合實力達到一定程度，他們就要行使做天子的權力，將中央的集權製度健全起來。這樣道家之學顯然不合時宜了，隻有儒家思想差強人意，因此采而取之，改而變之，使之成為獨裁者手中製禦天下，特別是“士”（知識分子）的有力有效的工具。這樣就有食皇糧的博士官，更有全國範圍的鑽研儒家經典的大量儒生。自然，其中極少數人確實還可以位至三公。
在這個過程中，統治者是利用儒家的學術思想，使之改變為完全符合自己統治需要的政治工具，並且還可以以此來統治士人的靈魂。解決了政治統治的理論問題，也解決了統治者與士人的衝突，雙方似乎達到某種表麵的“和諧”。因為士人得到了尊重，學問得到了用武之地。當然，他們的思想、人格在官僚化的過程中，也在發生本質性的變化。例如學術的功利化，導致天下公器的私營化，士人關係的利害化，人格的庸俗化。到東漢，門戶之爭的激烈，最充分地暴露出儒家士人的人格萎縮與變質。公孫弘的阿諛奉承，外寬內忌，虛偽奸詐，作為儒家士人人格的極端庸俗化的典型，就是在漢武帝後期出現的。因此，文士在儒學取得正統地位之後，被功名利祿所腐蝕，人格也就自然地與原始儒家的“大丈夫”人格背道而馳了。這樣的儒士，實際上已經墮落為“俗儒”或者“犬儒”，在魏晉正是名士們鄙棄的，也是他們力求反其道而行之的。
三、禮教下的忠孝之士
漢代統治者以儒家思想作為統治思想，不僅以學術方式出現，來通經致仕，將知識階層牢牢地籠絡在自己手中，而且作為天下百姓的行為規範，作為法製的重要補充，並還為此也開了飛黃騰達之途。以察舉的方式，將遵守儒家倫理規範特別突出的人物，用“孝廉”等名目，直接舉薦給中央，都給予厚賞，大力表彰，封官晉爵，使儒家倫理道德的規範深入人心，普及到天下的每一個角落。此際，無須學識，也無須家族背景，隻要得到地方忠孝盛譽，就可以平步青雲，或者憑借其名而與建不世之功者相提並論。後者如蘇武，因出使匈奴被扣，堅貞不屈，決不投降，艱難困苦十九年，終於在漢昭帝始元六年回到長安，受到公侯一般的待遇，並在宣帝時“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漢書》本傳）與蘇武一起列於麒麟閣的共十一人。其中蘇武的青春年華都是在漠北極寒之地牧羊，就實際的“功”而言，並無什麼可稱，但是他的“忠於職守”，效忠皇室之跡，確實難能可貴。《漢書》作者也讚曰：“孔子稱：誌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使命，蘇武有之矣。”蘇武的榮耀，可以說人臣之無與倫比，圖形於麒麟閣，今天人們還津津樂道。蘇武的事跡之所以傳播如此之廣，如此久遠，自然與他的事跡感人相關，但是也與統治者的大力提倡表彰很有關係。
那種雖無實際的尺寸之功，但是體現了統治者需要的品德規範，其表彰後產生的影響力，對士人與平民的行為所起的導向作用，可能遠遠超過取得一場重大戰役的意義。統治者不遺餘力地倡導，治下之民順其所導的行動，整個漢朝成為曆史上道德風尚最好的時代。“孝”就是這樣成為“百行之首”的。漢文帝十二年下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在漢朝，孝廉成為舉薦士人的常科（甚至擴大到士之外）。漢代的裏巷鄉議是地方官向上級推薦品德特別優秀者的根據，而且朝廷有推薦的定製，一旦被認可，被推薦者無論出身地位，都會立即得到來自中央的嘉獎，不僅有豐厚的物質獎勵，而且在家鄉樹碑建坊，榮耀無比，甚至還有立刻被任命為級別不低的官員。兩漢之際的江革被稱為“江巨孝”，他在王莽之亂時，努力保全母親性命，後來因侍奉母親而拒絕太守之召，精心服侍母親，“及母終，至性殆滅，嚐寢伏塚廬，服竟，不韌除。”（《後漢書·江革傳》）後來官至諫議大夫，到因病告歸，漢章帝親自下詔，詢問近況，親賜“巨孝”之名，要求地方官對他的生活起居細心照料。當然，與此同時，“不孝”也就成為彈劾官員不合格的重要理由。這種製度成為漢代統治者既定的長期方略，在一段時間內很有整飭風俗的作用。我國曆史上的“二十四孝”出自漢代的最多，這也可說明兩漢期間的士風民俗。但是這種製度本身是儒家倫理道德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與“忠”緊密相連，因為在家的孝子，在國肯定是忠臣。漢代統治者提倡“孝道”的根本目的不言而喻。隻是遵守儒家倫理道德規範與物質和名利相連之後，其弊端也就不久滋生。許多人努力通過自己特別突出的“孝”來求名，從而達到通經同樣的目的，其品德的純潔性受到了玷汙。更有許多以假亂真，表麵好像很孝，實際虐待父母，出現了許多假孝子，一部分士人的人格存在嚴重的內外不一，表裏相悖的現象。盡管如此，漢代統治者不遺餘力地提倡儒家倫理道德，無論是對當時的社會風氣，還是在士人與民眾的思想意識的深層積澱方麵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這在東漢即將滅亡之際，士人與民眾的蹈死不顧地積極拯救的全民性行為中可以看出。兩漢的淳樸與忠孝之風，曆代罕有其比。顧炎武曰：“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所以傾而未頹，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為。”（《日知錄》卷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