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早期道家風範的“名士”。其餘名士傳記，情形大多類似。這種“名士”的主要特征有：首先，這是徹底的隱士。巢父與許由，形跡雖然略異，但是其核心特征是棄世。棲居於無人之處，不聞人間之道，尤其厭惡聽到要他們為官做天子之類的“汙言穢語”。他們覺得自己與世俗絕然對立，毫無通融的餘地。他們沒有批評社會的言論，也沒有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完全把自己與世間隔絕，過著巢於木，飲清泉的原始生活。其次，才能特異。他們完全具有治理天下的能力，並且超出被儒家認定為聖明天子的堯舜之類。也就是說，道家的“名士”崇尚雖有才而不用，雖能幹而不為的異世智慧。一般的世人，總是努力將自己的才能在社會施展，既為社會作貢獻，積累功德，又為自己的名譽、生活獲得更好的客觀條件，當然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可以實現自己的價值。但是道家對社會采取絕對否定的態度，對自己獲取名譽之類，看做是愚蠢的行為。第三，完全獨立的人生。他們之所以與世俗對立，逃世務，離人群，甘願禽死獸生，實際是因為進入世間，必然會有各種雜事纏繞自己，各種人言聒噪耳朵，各種人形繚亂眼睛，自己毫無幹擾，毫無牽扯，無累無係的生活就會被破壞。他們需要的是後來佛家倡導的“六根清淨”，徹底的自由自在。他們向往的是完全獨立於人世之外的生活，完全超脫於塵世之外的自由。第四，因上麵幾個因素，我們可以看到，道家的名士樣本是精神第一，甚至可以說幾乎是純精神性的，理想性的，是缺乏現實性的人格模式。
盡管如此，道家的人格模式還是很有價值的，對魏晉名士影響至深。魏晉社會玄學盛行，尤其是莊子的人格思想與行為方式，特受名士們的青睞。他們的超塵拔俗，他們的飄逸瀟灑，他們的內在神韻是具有相當濃鬱的仙風道骨的。
二、儒家風範：伯夷叔齊型
伯夷與叔齊是兄弟倆，是殷周之際的隱士，也是儒家特別崇尚的人格楷模。
伯夷與叔齊的事跡，比較完整的是司馬遷的《史記·伯夷列傳》。文不很長，但是司馬遷將其列於列傳之首：“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嶽牧鹹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餘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塚雲。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餘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何怨乎！’餘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幹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這是司馬遷筆下的儒家“名士”人格範型。顯然，伯夷、叔齊的人格是得到孔子高度讚揚的，也是儒家“三不朽”中最高境界的“立德”類典型，而且他們之後基本就沒有“立德”的“不朽”。所以，伯夷、叔齊是非常典型的儒家人格範型。其本質特征有：其一，倫理至上。伯夷與叔齊的行為核心就是倫理道德至上。他們的父親死了，按照父親的心願，應該由叔齊繼位，但是按照嫡長的規矩（其實那時還沒有這樣的製度）應該由伯夷繼位。伯夷以“孝”德逃離，這樣兄弟就自然成為“長”，繼位就沒有任何問題，最主要的合乎父親的意願。但是，叔齊以“悌”的德行，覺得應該由兄繼位，自己得位就不合“悌”了，也逃離了。他們在“讓”的行為中的共同點就是儒家的倫理“孝”與“悌”。至於在武王伐殷時，叩馬而諫，也是維護儒家的“忠君”倫理。所以，伯夷、叔齊的事跡真假在次，集中反映儒家的忠孝倫理人格為主。第二，重義輕生。伯夷兄弟不願做周武王的臣子，這除了“忠”的內涵，還有“義”的質地。“義不食周粟”，還有對武王弑君行為的反對。作為臣子，無論如何都不能犯上。雖然周文王是有道之君，但是武王伐紂就是弑君，完全背離了儒家的倫理道德，因此他們可以在周“有道”時歸之，但是發現其“無道”就當斷絕關係，哪怕餓死也不屈。這種精神實際上就是“殺身成仁”與“舍生取義”的人格詮釋，以殷周之際的伯夷與叔齊作為楷模來闡釋儒家的人格模式。第三，潔行令名。雖然道家也講究自身的清淨，不受汙染，與儒家不同，道家的潔淨是非社會性的，幾乎純自然的，但凡與社會世俗沾上一點，在道家看來就是不潔了，所以許由要去洗耳，巢父要到許由洗耳的上流去給他的犢飲水。儒家的潔行是按照他們的標準，即仁義的道德標準來作為是非的準繩，凡符合其標準的就是“潔”，否則就是“穢”。伯夷、叔齊的行為就是完全符合儒家的倫理標準的，周武王伐紂以倫理言就不“義”了。不義者當道，如果他們還做周民，那就是置自己於不義了，就是品行虧缺了，德行有汙點了。他們就是以自己的守道持操來獲得應有的美名。因此，世代都傳誦著他們的令名，特別是得到孔子這樣的聖人揄揚，其名傳之更遠。第四，關注社會。武王伐紂之事，其實伯夷與叔齊可以不管。但是，既然他們知道了，而且身在周，不管就任憑不義之事發展，那也不符合儒家的價值觀念與行為規範。對儒者來說，君臣父子之道是人倫要義，是每個人首先要注意的。不僅自己要嚴格遵守，而且要努力使整個社會人都遵守。如果他們不管，那也屬於自己品行不完美。知其不可為而堅決要為之，為之後結果如何那是另外一回事。這一點上，儒家毫不含糊，社會人生是他們義不容辭的職責所在。基於此，儒家的處世態度是社會批評者的角色，這到了儒家成為正統的廟堂思想也沒有改變。道家知其不可為而堅決不為之，而且以他們的“智慧”知道世事難為，因此早就設想好了任何事情都不管的人生信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