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名士的人格是先秦以來的文化積澱與新時代的特定因子結合的產物。儒家、道家以及中國化的佛教，是其人格思想的主要來源。
（一）儒家的倫理人格及其對魏晉名士的影響
儒家自春秋戰國成為顯學以來對古代文人影響至為深刻。魏晉名士雖然生活於所謂“儒學衰微”時期，但儒家的人格思想仍然是他們人格的重要基礎。
儒家的政治、哲學思想的倫理色彩已成為東方文化的重要特征，其人格思想特質無疑也是倫理的。儒家以其倫理層次將社會結構分為個人——家——鄉——國——天下。作為個人，首先要做好一個“家人”，若為人子則孝，為人父則慈、為人弟則悌、為人兄則友……走出家門，則應老人之老，子人之子，對別人視若己家。至國及天下，做臣則上盡忠，下安民。他們所設想的理想社會即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各人以其倫理位置務好其倫理職責，服從於倫理秩序，盡責於倫理義務。儒家對人格修養還提出了一些基本的要求，將道德修養具體化，具有實踐性的特征。不過，儒家的人格修養要求貌似淺易，實則至難。當達到了某一境界時，還有更高的境界在你前麵，要你繼續努力，永不停息。這種永無止境的人格要求，明顯帶有一些宗教意味，具有一定的理想色彩。
儒家人格思想內容相當豐富，其主要有：
其一，修齊治平的社會關懷。《論語·憲問》有雲：“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已以敬。’曰：‘如斯而己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此則相當清楚地表現了孔子的君子人格的主要含義，以提高自身修養為起點和基礎，並以自己高尚的品德修養影響周圍的人，極限則使天下所有人，識與不識，均得以有安。後來儒家更進一步概括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君子人格要求，由此可見儒家人格中的社會關懷傾向。總之，君子為別人盡心盡責是其修養的必然要求。
其二，追求完善的人格修養。孔子曾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雍也》）“文質彬彬”基本包括人的內在修養與外在修養及其和諧一致。內在修養，當指人的思想情操、精神品格、道德修養等精神方麵，而外在修養應指人的行為規範等方麵，這兩者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是一體兩麵，完全統一的。儒家完善人格還表現在對人格修養的不息追求，即人格高尚無終極性的目標。
其三，重精神輕物質的價值觀念。物質與精神是人生活中的兩個重要方麵。在兩者孰輕孰重的問題上，儒家以“君子憂道不憂貧”標榜自己高揚精神修為而鄙視物質享受的人生價值觀念。儒家的這種價值觀有大量的表述，如“朝聞道，夕死可矣”，“殺身以成仁”“舍生而取義”等等，把自己追求的人生理想與人格尊嚴置於生命之上。顏淵樂於求道而甘於貧困，正體現了孔子的君子人格。
其四，窮達相異的因境圓通。孔子曾高度讚揚衛國的遽伯玉：“君子哉，遽伯玉！”因為他“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孟子更進一步總結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上》）這體現了儒家在不同的境遇下所取的不同選擇。儒家對仕與隱的人生態度，是基於他們的社會關懷思想的。他們認為真正的君子應該推己及人，為社會、為天下百姓作出自己的貢獻，人生最大的價值，也是最終的目標是“天下歸仁”，因此隻要客觀上有機會，有可能，就不能放棄修齊治平的社會責任與理想。在他們看來，有可能濟世而不顧社會蒼生就是不仁的表現，君子不取。
其五，持道守節的人格尊嚴。儒家非常重視自己的人格尊嚴，決不容許玷汙與侵淩。由於他們認定自己所持之道是最崇高的人生理想與偉大事業，而基石即是人格修養；又由於他們的道在當時並沒有獲得統治者的真正認同與實行，因此他們就以自己的人格尊嚴抗衡王侯，鳴高於世。孔子及其後代高足，聲播列國，在積極爭取人才的時代，欲得一官半職並非難事，但他們中很少有人富貴騰達的，究其因則在於他們高尚其道，堅守其格。他們有時為了維護自己的人格尊嚴，不惜開罪權貴，充分體現了充溢著浩然正氣的人格尊嚴。
孔子曾說：“仁者樂山，智者樂水。”這是極具深刻的人格內涵的形象表述。就儒家先哲而言，既具憂天下萬眾的仁心，又是洞透世情物理的明哲。不過，兩者相較，儒家君子人格的形象更像是矗立於齊魯大地的五嶽之首——泰山。泰山孕育了孔子高標的君子人格，泰山的勇毅、高世，出於大地而又回報母親的仁心，正是君子的人格形象，推廣言之，巍巍高山即是君子人格的意象。
儒家的君子人格對魏晉名士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概言之主要在這樣幾個方麵：
一、重人情倫理。儒家思想核心是倫理，重世間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係。這一點在魏晉名士有非常突出的表現。阮籍母喪母葬都吐血數升，哀毀至極，可謂至孝；禁子放誕，可謂“慈父”。他們孝父母，篤友情，重夫妻之情意，其事跡真情極為感人，《世說新語》中有極多的記載。將魏晉名士對師友家人的真情之舉與老莊的出世相比，其異立見。當然，魏晉名士在對待人與人的關係上，缺乏儒家重視的外觀禮數。如阮籍等人服喪期間飲酒吃肉等。我們隻要深入透視其心其情，魏晉名士的內質是完全與君子人格一致的。
二、重視人格修養及自尊。儒家重視人格修養及人格尊嚴的思想，也給予魏晉名士深刻的影響。魏晉名士所處時代相異，修習內容亦有所不同，但對自身修養的提高，也孜孜以求，不分晝夜。他們相聚討論才性關係、有無本末等等問題，可以通宵達旦，廢寢忘食。這些對自身修養有關的事項，基本上成了他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東西，在求知求理求藝中升華自己的人格。名士對人格尊嚴的守衛並不亞於儒家所倡之君子，他們對上至皇帝，下至權貴都沒有喪失人格的媚態，拒絕皇室征聘是名士司空見慣之事，當麵指摘上司甚至皇室過失也是平常之事。
三、注重精神生活。儒家本是學術流派，但他們對“道”的執著，對人格修煉的熱誠，對人生的價值觀念及處理方式，帶著比較濃厚的宗教色彩，這種注重精神的特質也傳給了魏晉名士。某種意義上說，魏晉名士是一批精神貴族，他們的主要生活方式是棄俗的，非物質性的。即如清談，他們幾人一聚，立即擬題闡述，或逞口才，或具文采，日移月流而不覺倦，三餐不食而不覺饑，他們聆妙言而忘情，得新理而驚呼，純乎忘懷身邊的世界。有時甚至無視對方是政敵或世仇，為對方的才情所傾倒，為對方的完美人格所折服。在棋局上，畫幅邊，坐忘手談，筆墨淋漓，目送歸鳴，都是他們最暢然最愜意的生活。他們就是這樣生活在自己的精神天地之中，不覺外麵還有一個名利世界。
（二）道家的自然人格及其對魏晉名士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