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克
邦顯同誌是我的老同學、老戰友，1936年在西安師範學校相識，長達70年。在西師三年中，我們一起參加各種抗日救國活動，反對國民黨黑暗專製鬥爭，走上了革命道路。1938年秋，我們一同離開西安，調到中共陝西省委機關（先後駐雲陽鎮、照金鎮、馬欄鎮）學習、工作約六七年時間。抗戰勝利後，解放戰爭時期，邦顯同誌被派往關中東部地區國統區做地下黨工作，我被調往陝南同中原突圍部隊創建根據地鬥爭，長期未能會麵，直到1983年他到北京參加會議時相見。我們暢談了半天，有說不完的話。上世紀80年代後期，我們離休後，參與陝西扶貧活動，我被聘為陝西省人民政府扶貧顧問，同他常有接觸，商談扶貧事宜。
從長期相識和相處中，邦顯同誌是大家公認的合格的、優秀共產黨員，傑出的領導幹部，有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堅強的共產主義黨性，實事求是的思想作風，一生勤奮學習、認真工作、兩袖清風、公正廉潔、艱苦樸素、不驕不躁、平易近人、無私奉獻的人民勤務員。我們懷念他，就要繼承弘揚他的優良思想作風，為黨和人民的事業永做孺子牛。
由於時間長久，年事高，有許多往事記憶不清。但是，同邦顯同誌相識相處中，有些情況迄今仍記憶猶新。
在西安師範學校時期
1936年我到西安師範學校讀書，和邦顯同誌相識。他比我高兩個年級，大三歲，是我的學長。
當時，西安師範是學生抗日救國活動的重點學校之一，西安學生救國聯合會（簡稱學聯）、省抗敵後援會西安學生分會、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西安分隊部等青年團體的主要負責人，多由西師學生擔任。邦顯同誌和我都參加各種救國活動，在抗日救國活動中，我們得到了鍛煉，提高了覺悟，先後參加了民先隊和中國共產黨。
我同邦顯同誌直接接觸較多的有兩個時期。一是1937年上半年，西師學校開辦民眾夜校，吸收附近碑林、書院門地區市民參加學習。邦顯同誌被推薦擔任校長。我被推薦擔任夜校拉丁化新文字教員，以加速掃除文盲。從此，同邦顯同誌經常商談，如何辦好夜校。夜校七八十名學員中，有十歲左右的少年兒童，也有二三十歲的成年人；有的粗識文字，有的是文盲。男女青少年聚集在一個教室裏教學，相當不便，秩序也比較混亂。我同邦顯校長反複商量，確定采用複式教學，分組學習，學生教學生，充分發揮年歲大粗識字的學生作用，讓他們在教學和管理中當“教員”，使教學得以逐漸正常進行。夜校既教文化，識字掃盲，又結合進行時事形勢教育，使學生知道抗日救國的一些道理。
這裏順便說一下，我為何學習新文字和被推薦到夜校教書的。
當時，在西安要找到進步書報是很困難的，也是有風險的。我學習新文字後，能看到蘇聯印發的《工人之路》等新文字書報，有助提高認識。1937年夏，我同張茂棟同學一起去雲陽鎮紅軍總部，給已參加紅軍的同學成黎（任秉璋）帶了幾本新文字書，出北城門時，被軍警特檢查盤問，我發現他們不認識新文字，就說：這是英文書，才應付過去。出了北城門，張茂棟連聲說：你應付得好。
再是抗戰開始後，西安學生積極開展支援抗戰活動，西安學聯經過鬥爭，改名為“陝西省抗敵後援會西安學生分會”，西師學生救國會改名為“西安學生分會西師支會”。讓步改名，取得了合法地位。1938年上半年，中共西安學委選派我到西安學生會工作，擔任黨團書記。邦顯同誌被選為西師支會的負責人之一。西師學校被選為西安學生分會常委和總務部長，處理日常工作，我幾乎每天都要到學生分會（辦公地址在西安高中）去工作。西師支會是西安學生分會的支柱單位，我經常同西師支會邦顯同誌聯係，商談工作，好些重要活動都要依靠西師支會進行。世界學聯代表團到西安訪問，我們事先已與省抗敵後援會協商好，由各界群眾團體聯合歡迎，主要由學生分會向世界學聯代表團介紹情況。但省抗敵後援會臨時違背協議，一手操縱包辦。這種情況下，經世界學聯代表團同意，由學生分會主持，再舉行歡迎座談會。我們商定：在西師中天閣（圖書館）召開歡迎座談會。學生分會介紹了學運情況，民先隊、西青救等團體代表也作了發言。世界學聯代表聽了有關支援抗日救國活動的情況後，很高興，說他們一定要給各國人民介紹，還要我們給收集一些有關照片帶過去。他們從延安返回西安時，楊克將兩集照片親自交給團長柯樂滿。柯樂滿團長再次表示要向各國青年介紹，支援中國的抗日戰爭。這次歡迎座談會能夠順利召開，西師支會邦顯等同誌出了大力，做了充分準備，維護了會議秩序，保證了會議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