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同樣是大功與大過同在，大功與大過集於一身。
我們在秦始皇身上，同樣看到了漢武悖論現象。
難怪古人多將漢武與秦皇相比，二人確有其驚人的相似之處。
其實，漢武悖論現象不唯古人獨有，而且也存在於今人身上，像無產階級革命領袖毛澤東便是一個典型的實例。
在中國漫漫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征程中，曾出現了多少英雄豪傑人物，但唯有這位湖南農民的兒子獨領風騷，領導中國人民，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取得革命的勝利，完成了連偉大如孫中山也未能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務，譜寫了中國曆史的新篇章，其功績之大，用“空前”兩字定位並不過分。
但是，在建設新中國的過程中，這位領袖令中國人民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沉重了！
對此，絕非輕輕說一聲“交了學費”，便可以向曆史作交代的。
特別是他發動的所謂“文化大革命”，使祖國大陸遭受了一場空前的浩劫，以致國民經濟麵臨崩潰的邊緣……顯然，在他身上，也是大功與大過同在，大功與大過共存。
麵對上述古今皆有的漢武悖論現象，人們不禁要問：產生這類悖論現象的原因何在？
這裏，至少有兩點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
其一，任何傑出人物總有其局限性，所謂“金無足赤，人無完人”，講的便是這個道理。
不論多麼偉大的人物，也隻能完成時代所賦予的某一方麵的任務，而不可能是其全部——這就是“局限性”。
如果超過了限度，必然適得其反。
許多傑出人物之失，皆因超限度所致。
試想，倘若秦滅六國統一天下之初，始皇便溘然逝去，而沒有以後許多“超限度”的瞎折騰，那麼，後世對他的評價，當何其偉大也！
其二，任何事情都具有兩麵性，正如老子所言：“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世人的很多舉措，在實施的當時，可能是正確的、進步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客觀條件的變化，也會變成錯誤與過失。
這類禍福倚伏的實例甚多，茲不一一列舉。
從某種意義上講，漢武悖論現象的形成，與此關係最大。
眾所周知，數學史上當羅素悖論提出後，令數學界產生了極大的震動，人們對嚴謹的集合論產生了懷疑。不過，後來數理邏輯學者通過努力，終於用公理方法解決了集合論的悖論；再後，人們還運用發展觀點來解釋集合論模型的建立過程，從而也消除了集合論的悖論。由此不免使人聯想到，對於漢武悖論是否也能“解決”“消除”？
誠然，人文社科方麵的問題完全不同於數學或其他自然科學問題，特別是對於已成為既定史實的漢武悖論，壓根兒就不可能像解決、消除集合論悖論那樣予以化解。
這裏所說的“解決”“消除”，不過是防止再度發生的意思。
具體言之，即樹立一種防患於未然的思想意識，建立一種強有力的製約機製（其核心應是廢除終身製，實行任期製），以避免今後再出現新的漢武悖論現象。
我們希望未來的傑出人物，能夠將其功績建立至最大值，而將其過失縮小到最小值，從而防止那種集大功與大過於一身的曆史重演。
我們相信，在文明高度發達的今日世界，在全人類向著和平、進步發展的大趨勢下，在各國開始邁入知識經濟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新時代，隻要我們堅持改革、開放，堅持民主、科學，堅持理性思維，上述的願望，經過不懈努力，必定能夠變為現實。
以上就是我們透視漢武悖論，所得到的一點曆史啟示。
是否妥當，敬祈廣大讀者不吝賜教。
最後，讓我們引用毛澤東詩詞中的一句話，來結束本書——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