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
蝗蟲大起，赤地數千裏，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複。
亡德澤於民，不宜立廟樂。盡管夏侯勝因此被劾奏為“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的大罪而下獄，但他的話，顯然應是信史，集中反映了武帝大肆征伐所造成的嚴重後果。
（二）窮奢極欲，勞民傷財漢武擾民，對外征戰自屬第一大宗。
但他的窮奢極欲大興土木，同樣給民眾帶來嚴重的災難。
有關武帝大興土木工程及窮奢極欲享樂生活的情況，前文第五章、第七章已作論述。
這裏，不妨再引一段班固的話，以綜觀其狀：
孝武之世……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
故能睹犀布、
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牁、越嶲，聞天馬、薄陶則通大宛、安息。
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巨象、獅子、猛犬、大雀之群食於外囿。
殊方異物，四麵而至。
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台，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幾，而處其中。
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枟巴俞枠都盧、海中枟碭極枠、漫衍魚龍、角之戲以觀視之。
及賂遺贈送，萬裏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
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
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
是以末年遂棄輪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詔。
以上的引文雖然長了一些，但所總結的漢武帝窮奢極欲勞民傷財的情狀，卻是比較係統和全麵的。
眾所周知，班固在古代史家中，遠較司馬遷保守，是皇權的衛道者，儒學的捍衛士。
上述總結出自他之口，應該說水分不大。
連一位偏於保守的衛道士都對武帝作出如此含有譏評性的總結，那麼，武帝窮奢極欲勞民傷財的實際情況，恐怕就更甚一籌了。
（三）信惑神怪，揮霍無度史家以為武帝舉事，最無謂者，即其“祠祭，求神仙”。
本書第六章設有專節，對武帝求仙祭祀活動作了介紹。
這裏需要強調的是，此類活動所投入的巨大人力、物力、財力，全然是一種沒有結果的消耗，是一種白白的浪費，較之征戰、土木工程的巨大耗費，性質尤為惡劣。
而且這類投入，又是經常性的。
一些祠典，一經確立，便需要按年按月按時舉行。
這種經常性費用累積起來，較之一次性投入，數字更為驚人。
西漢後期發生的祀典改製，盡管原因相當複雜，但其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當時祭祀所耗費的人力、物力太龐大了，政府財政難以維持這種支出。
誠然，武帝朝正值漢世蒸蒸日上之際，財力相對要雄厚得多，但武帝連年征戰，大興土木，加之求仙淫祀，國家財政的老底很快便被折騰光了，以致出現了種種的危機。
這一切，自然都造成了民眾的巨大災難。
以上武帝三方麵的過失，最為明顯，前人也都已經指出。
此外，武帝的不少作為，在特定曆史條件下，確有其積極的作用，因此被歸結為他的曆史功績，但就其長遠影響而論，這種“功”每每也是“過”。
譬如強化中央集權，由武帝開其端，以後曆代統治者在這方麵逐漸加碼，特別是宋、明兩代則將這種政治推到了極致，其結果造就了中國高度集權的政治傳統，因而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建立民主政治便顯得特別費勁，所付出的代價也特別沉重。
再如獨尊儒術，固然十分符合當時漢帝國大一統的政治需要，對統一思想很有好處，但從此卻窒息了自春秋戰國以來的百家爭鳴局麵，使思想文化變得單一化。
學術的道路從此限定隻有經學一條了”；“二千餘年沒有生氣的學術思想就在這時行了奠基禮”。
若從這樣的視角去看漢武帝，他的的確確是一個莫大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