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還用十分尖銳的語句批評了漢武帝的錯誤，像“臣聞……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孝順。
……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
這不是在明明白白地罵武帝“父不父”“君求不君”嗎？
朝臣們見了這個上書，個個嚇得誠惶誠恐，不敢說話。
可是，漢武帝卻被罵得清醒多了，他沒辦令狐茂的罪，但也沒有拿出個具體對待太子的主意來，結果太子被逼自殺。
令狐茂上了這麼一封措辭嚴厲的書，倒啟發了在漢高帝廟擔任守衛的郎官田千秋。
太子死後，他也上書為太子申冤，並說是夢中一位白頭翁讓他上書的。
當時漢武帝可能正處在太子死後的痛苦、懊悔之中，所以他立即召見田千秋說：“父子之間的關係，人很難言明。
你能說明太子不是造反，這是高帝廟神靈讓你教我的。
你應當成為我的輔佐大臣。”於是便拜田千秋為大鴻臚（九卿之一）。
漢武帝破格提升田千秋，成了他改變統治思想、自我悔過的一個信號。
接著他便下令斬殺江充全家以及在巫蠱之禍中所有推波助瀾之人，並深切思念太子。
他所斬殺的人大都是“深酷用法者”，這便為那些“寬厚長者”讓出了施展文治的機會。
到了丞相劉屈被腰斬後，其職位由田千秋繼任。
田由九卿再升丞相，清楚地表明了漢武帝悔罪的決心。
征和四年（前８９）四月，漢武帝應田千秋的請求斥逐為他尋仙覓藥的方士，正式顯示出他即將實行重大轉變。
此時，漢朝正遣重合侯馬通率四萬騎擊匈奴；又令開陵侯率樓蘭等六國兵攻擊依附於匈奴的車師，與馬通軍配合，迫使車師王投降。
於是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禦史大夫等提出增派軍卒到西域渠犁、輪台一帶屯田，再“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蓄積為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蘇”。
原來早在太初四年（前１０１）李廣利征服大宛後，在班師途中順道滅掉了輪台，漢武帝即在輪台置使者、校尉，屯兵數百人墾田，修築亭障，作為供應漢朝與西域使者給養及經營西域的基地。
此次桑弘羊等人所請求的僅是增加在輪台屯田的士卒和移民，同時繼續擴大輪台原有屯田的數量，擴建亭障，逐步把輪台建成更大的控製西域的據點。
這一建議，若是在以前，漢武帝肯定會立即同意的，但此次他卻不再同意，因為此時漢武帝已經決定要改變自己的統治政策了。
恰在此時，前線又傳來了貳師將軍李廣利兵敗投降匈奴的消息，漢廷損兵折將無數。
因此，漢武帝便斷然拒絕了桑弘羊的請求，而且以此為契機，於當年六月下詔“深陳既往之悔”，這就是著名的“輪台之詔”。
漢武帝的這個詔令，是他真正改變以往那種好大喜功、不惜民力、窮兵黷武的作風和政策的開始，由此而把治國的重點從戰爭轉向了發展生產、與民休息，實行富民政策。
在對外關係上，他既不願意再對匈奴用兵，也不願意接受桑弘羊屯田西域的請求，總之是抱著十分消極的退守政策。
在國內問題上，主張恢複西漢初年“休養生息”的政策，更提出了富民養民問題。
所有這些都說明，漢武帝晚年對內、對外的統治方針、政策，確實真正改變了，徹底走上了“與民休息”的道路。
輪台之詔頒布後僅兩年，漢武帝便逝去了。
他的罪己詔雖然不能像所謂的“禹湯罪己，其興也悖（勃）焉”那樣，臻漢室於鼎盛，但它畢竟挽回了漢室將頹之局，產生了許多積極的效果，遍布於各地的農民暴動暫時緩和下來了，一些尖銳的社會矛盾也得到了緩解。
輪台之詔既為以後漢昭帝、霍光建立“守文”局麵提供了便利條件，也為“昭宣中興”之世的出現奠定了政治基礎。
總之，輪台之詔標誌著漢武帝末年統治政策的轉折點，漢武帝正視自己的過失，勇於改正自己的錯誤，停止連年征伐，強調“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複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把政策的重點放在了發展生產、減輕農民負擔、恢複民力上，因而出現了社會安定的轉機。
對此，司馬光評價說：“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弊，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哉無幾矣。
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弊，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本書第五章第三節引用的一首詩曾就輪台詔感慨雲：“輪台一詔嗟遲暮，多少春閨恨未平。”不過，用曆史的眼光來看，似乎更需要重視這樣的意義：漢武帝在治理西漢王朝的偉大事業上一往直前，探索不息，不僅善於謀策取勝，而且也善於從失敗、挫折中吸取教訓，總結經驗，把西漢王朝繼續推向前進。
他在遲暮之年翻然悔過，根據新的形勢，重新製定促進社會繼續發展的策略，保證了西漢王朝數十年的盛世，也把他的宏偉一生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