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這一年的全國性旱災卻為新渠開鑿計劃的付諸實踐，提供了再充分不過的理由。
當時趙中大夫白公抓住這一機會，再次向武帝提出建議，力陳新渠開鑿之必要與可能帶來的極大農業效益。
武帝終於同意了這項提案，醞釀已久的新渠終於可以動工了。
新渠“穿渠引涇水，首起穀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裏，灌田四千五百餘頃”。
即流經現陝西省涇陽、三原、高陵、臨潼等縣。
與鄭國渠相仿，新渠的渠口選在今涇陽縣涇惠渠渠口之下（南），鄭國渠仍維持石川河以西舊道，新渠則在鄭國渠以南，二者共同構成一個龐大的長安北部灌區。
由於新渠的建議人白公的貢獻，人們習慣上稱此渠為“白公渠”，亦稱“白渠”。
由於鄭國、白公二渠是整個灌區的兩條幹渠，且功效相當，亦同稱“鄭白渠”。
事實證明，白渠的開鑿基本上是成功的。
白渠兩岸農田在白渠充足水源的灌溉下，基本擺脫了幹旱的困擾而煥發出勃勃生機。
受益民眾為表達他們的喜悅之情編唱了一首民歌，後被收入《漢書》，作為對白渠功效的充分肯定：
田於何所？
池陽、穀口。
鄭國在前，白渠起後。
舉為雲，決渠為雨。
涇水一石，其泥數鬥。
且溉且糞，長我禾黍。
衣食京師，億萬之口。縱觀關中水利工程，能得到這樣的全麵肯定，白渠、鄭國渠是唯一的合璧之作。
東漢班固在其《西都賦》中也以“鄭白之沃，衣食之原”來歌頌二渠之功，可見白渠的地位，事實上與鄭國渠基本上並駕齊驅了。
武帝經營關中水利幾十年，白渠是最為成功的農業水利工程建設。
白渠在漢以後經曆代王朝修繕，其主體工程保留時間很長，在唐朝又下分三支渠，即太白渠、中白渠、南白渠，三渠合稱“三白渠”。
到唐永徽年間（６５０—６５５）
，三白渠的流域麵積仍達一萬多頃。
但後來因沿渠修造碾，水流遲緩，泥沙多淤，水量減少，灌溉麵積開始不斷減少。
到宋元時期，白渠漸湮塞，隻在上遊保留部分幹渠。
元明清三代仍存，但已不通涇水了。
五、成國渠與靈軹渠
成國渠和靈軹渠是武帝時期修建的關中六渠中規模較小的兩條。
這兩條灌渠都是引渭工程。
其影響較鄭白渠、漕渠要小一些，主要用以長安以西的灌溉係統。
成國渠源起今陝西眉縣東北的渭水北岸，引渭水東流經今扶風南，又經武功、興平、鹹陽北，至灞、渭彙合處注入渭水。
東漢末年，因董卓以此輸粟又稱“董卓運河”。
三國時曹魏攻蜀，魏尚書左仆射衛臻征集民工又自陳倉（今寶雞市東）引水東流，和武帝舊渠合為一水，後總稱亦為成國渠。
由於泥沙淤塞，新成國渠到北魏時已名存實亡。
西魏大統十三年（５４８）漆河之上又建六門堰以截水勢，成國渠更加敗落。
直到唐代，成國渠才漸恢複。
鹹通十三年（８７２），除原引渭水、
水之外，又彙集韋川、莫穀、香穀等小河流，主要用以灌溉武功、興平、鹹陽一帶農田，其麵積達二萬餘頃，俗號“渭白渠”，與溝通涇水的白渠相提並論，可見其功效確已發揮至極。
宋以後，成國渠再度衰落，水源減少，渠道淤塞，加之氣候幹燥，幾近幹涸。
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先後在眉縣杜家村西南１５００米處的東門渡、祁家河、河池、白家下村、馬道，孫家之南及扶風境內的牛蹄、下宋、西渠以及武功縣南６５００米處今惠高幹渠附近，發現大批古渠遺址，這些可能就是成國渠的陳跡。
由於史籍記敘不詳，至今我們仍無法考證出成國渠的興建過程及年代。
但從後世王朝對其重視程度來看，成國渠對於長安西部農業經濟確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漢書·地理誌》
縣條中記成國渠東北至上林苑入蒙龍渠。
因此有人推測其與上林水係關係密切，進而推測昆明池的衰敗與成國渠的廢棄可能有某種聯係。
靈軹渠情況與成國渠相似。
其位置大約在今陝西周至縣東部。
《漢書·地理誌》周至縣條下載：“靈軹渠、武帝穿也”。
除此再無他述。
後人認為其渠首應起周至縣東，靈軹塬南，其水東北流入渭水，主要用以灌溉今周至到戶縣一帶的農田。
但也有人認為該渠應該位於渭水以北，其主要依據為《水經注》渭水條的一段記載：“縣苑有蒙龍塬，上承渭水於縣，東經武功縣，為成林塬，東往縣苑，亦曰靈軹塬”。
與成國渠有所不同，直到宋時，靈軹渠仍有灌溉之利，隻不過其改建很多，與原渠已有很大區別。
武帝時期“關中六渠”的開鑿，是關中農業、水利發展史上的大事。
其對於整個關中的農業繁榮、經濟發展都有戰略性意義。
同時，對緩和漢都長安因快速發展而出現的生活資料供求矛盾，鞏固漢京師經濟自給基礎亦作出重要貢獻。
就當時全國範圍而言，“關中六渠”也是武帝時期農業水利建設全盤計劃中的重要一環，並起到了示範榜樣的作用，成為武帝時期農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與標誌。
而西漢的強盛，正是建立在這種堅實經濟基礎之上的空前發展。
武帝及其時代的輝煌，正是西漢農業輝煌在政治上的反映，正是農耕文化繁榮發達的全麵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