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
湯掘窟得資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愛書，訊鞫論報，並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
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景帝時期張湯為長安吏，秉公執法，致使當地宗室豪強嫉恨。
武帝時特召湯為禦史，陳皇後巫蠱一案即由他審定。
後同趙禹一同增補漢律，聲名益彰，官至禦史大夫。
王溫舒，陽陵（今陝西涇陽東南）人。
少時即不務正業，後為吏，治獄升至廷尉史，事張湯。
由禦史遷廣平都尉、河內太守。
在任期間誅殺豪猾，血流十餘裏，大受武帝稱讚。
複遷任中尉，負責長安治安。
為人多諂，善事有勢者。
在任窮治奸猾，長安大氏幾盡糜爛獄中，手段殘酷至極。
尹齊，東郡荏平（今山東荏平西南）人。
以刀筆吏遷至禦史，為張湯所稱，執法不避貴勢之家。
複遷關都尉，擢中尉，頗敢誅殺。
因其木強少文，豪吏不肯為用，善吏不能為治，致政事多廢，遂離任。
後為淮陽都尉，誅滅甚眾。
死後，仇家嘯聚，欲燒其屍以泄憤。減宣，河東楊（今山西洪桐東南）人，早年為佐史，經大將軍衛青推薦於武帝，由廄臣升至禦史、禦史中丞，以敢決疑而著稱。
後任左內史（左馮翊），治尚細苛，“事大小皆關其手”，曾辦理主父偃案及淮南王反叛案件，用刑苛酷，殺者逾萬。
此外，更有杜周、楊仆、義縱、周陽由等皆以酷烈為聲。
武帝一朝，好任酷吏可見一斑。
就酷吏本身而言，其具體情況亦有所差別，大部分為官抗直，據法守正，但也有部分專好阿諛，以皇帝意誌為獄，以至濫殺無辜，草菅人命。
從客觀上講，酷吏對打擊當時地方豪強及惡勢力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在他們的鐵腕之下，地方豪強始終未發展成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這對整個西漢社會的穩定是具有決定意義的。
此外，酷吏積極參與當時的經濟、法律改革，為保障政府收入，維護帝國法權尊嚴都有積極的作用，這也是不可否認的。
除重視酷吏任用外，武帝時期的“嚴刑峻法”亦相當典型。
當時《漢律》主要形式有：律、令、科、比四類。
律類是主要的法律形式，包括既有習慣法及單行法。
其特點是立法程序完備，穩定性高，是漢律中的根本法及法理基礎。
如《九章律》。
令類直接由皇帝頒詔而形成，是司法審判最具有權威性的根據，甚至可以改變、修正以至取消現有法律條款，針對性強。
如《緡錢令》《任子令》等等。
科類，科同課，課其不如法者之罪責也。
用以拓寬執法範圍。
其解釋複雜，甚至有所謂“一律兩科”，“憲令稍增，科條無限”的現象。
比類，凡律無正條，則比附以為罪。
有如現代“判例”，應用性極強，有決事比、死罪決事比、辭訟比三類。
武帝時大興死罪決事比，凡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是律類最大的延伸及補充。
除上述的律、令、科、比外，漢世法律形式還有“故事”、“章句”等。
總之，多種法律形式相互補充、彼此聯係形成嚴密的法網，為統治者在司法實踐中任意操縱提供了充足的活動空間。
正如《漢書·刑法誌》所述：“罪同而論異，奸吏因緣為市，所欲活者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武帝正是由此構造成嚴刑峻法的整體運作，把“法治”與“人治”高度而有機地結合起來。
武帝嚴刑峻法與其獨尊儒術，鼓吹禮樂並不矛盾。
武帝之所以利用董仲舒的儒家思想作為統治外殼，首先是因為這種“大一統”思想適合於政治上的需要，可以作為其強化集權的理論根據。
其次，“天道觀”的引入則為帝國法統形成做好了理論準備。
而且新儒家亦特別強調法治，把儒法糅為一體，“以教化為大務”與“正法度之宜”並行不悖。
其實質上就是所謂外儒內法，正如漢宣帝開誠布公所申言的那樣：“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這種統治思想在武帝之後確實一直為曆代帝國統治者所奉行。
事實上，由漢儒董仲舒倡導、得到漢武帝首肯並付諸實行的《春秋》經義決獄，就有力證明了儒法並非水火不容，而是相得益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