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秀才的第三個特點是人數少。
秀才舉主雖具有多樣性，但每年察舉的人數卻十分有限，學者研究認為“尚不及孝廉的十分之一”。
三、“自鬻”
在以察舉為主體的漢代選官製度體係中，還存在許多其他的仕進途徑作為必要的補充。
如辟除法，皇帝征召，試學童，博士弟子課試，博士三科，任子製，以及所謂的特種仕途等。
其中尤以特種仕途最為駁雜、繁複而且不穩定，但在一定曆史階段中，特種仕途亦可發揮其獨特的功效。
如納貨賣官，計吏拜官，以方伎為官，以財力為官等。
其中武帝一代尤以“自鬻”最為突出。
所謂“自鬻”，即毛遂自薦之意。
顏師古注“”曰“行賣也”，注“鬻”曰“亦賣也”。
《說文解字》“”字又作“”，從言從行，表示以言語弛說自我推薦之意。
也有人習慣上把此途直稱為“上書求官”。
武帝統治前期“自鬻”風氣盛極一時，據《漢書·東方朔傳》記載，當時“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鬻者以千數。”其規模巨大，蔚為大觀。
自鬻者的身份特殊，不合仕進之道。
《漢書·揚雄傳》中稱其“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倒頗符合實際情況。
考求“自鬻”風氣大漲的社會背景，這種特殊的仕進之途與武帝統治前期整個西漢社會蒸蒸日上、追求建功立業的社會風尚有著密切聯係。
在當時那種開放性社會環境下，國家內部相對安定穩固，對外交流空前活躍，經濟、文化、軍事發展興旺，“重功利思進取”成為全社會的價值取向。
南方的珊瑚樹、巨象，西方的美酒、寶馬，東方的大海及神仙傳說都刺激著漢帝國的每一根神經，全國上下都處於一種極為興奮、渴求成功的氛圍之中。
那種小國寡民、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觀念至少在一些發達地區已被打破，求名逐利、建功立業的思潮高漲。
另一方麵，相對穩定的國內政治局勢，較為寬鬆的言論環境也為下層知識分子、誌士能人參與國家對內外政策討論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環境；而選舉製度的新變化、新發展，亦為有投身政治領域思想的下層人物提供了參與政治的希望與可能。
從某種意義上講，武帝統治前期與戰國時期的用人環境有相似之處，其下層人士參政的欲望都具有相同性質的狂熱。
而武帝作為一代新主，年輕的帝王，其對於人才選拔的不拘一格，也為“自鬻”大量出現製造了誘導性驅動力，正如《漢書·梅福傳》中所指出的：“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誌竭精以赴闕廷自鬻者不可勝數。”
《顏氏家訓·省事篇》對於當時“自鬻”者上書的內容曾做過客觀的分析，按其上書意向劃分為四類：“攻人主之長短，諫諍之徒也；訐群臣之得失，訟訴之類也；陳國家之利害，對策之伍也；帶私情之與奪，遊說之儔也。”由此可見，武帝統治前期社會較為清明，直接來自社會下層的輿論，還是可以自由發展並上達最高統治者的。
武帝對於“自鬻”者基本上采取鼓勵政策，像主父偃、朱買臣、東方朔、徐樂、嚴安、終軍等一批對西漢文治武功做出重大貢獻的名臣，都是被武帝破格提拔的“自鬻”者中的佼佼者。
史稱“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並非言過其實。
由於“自鬻”所依賴的政治環境、社會環境本身具有不穩定性，其實現基礎顯得極為薄弱，當武帝執政時代的黃金時期過去後，“自鬻”的熱潮亦不複重現。
而伴隨儒學的日益顯赫，其講求尊卑、等級，強調師承、班輩的風氣對“自鬻”的打擊是毀滅性的。
後世曆代，再沒有出現過像武帝時的“自鬻”熱潮。
這也是東漢以後，統治階級喪失了昔日生機勃勃的精神狀態，曆史地位明顯發生變化的必然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