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位五十三年，共任命丞相、禦史大夫二十九人，其中隻有丞相公孫弘一人是名符其實的儒生，其他均為諸子學者和外戚、商人等。
武帝又於元封五年下求茂才異等詔，其出發點是“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所謂“泛駕之馬”、“
弛之士”均在被選之列，充分表現了武帝不拘一格、求賢若渴的心理。
正如《史記·龜策列傳》所說：“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鹹得自效，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
著名學者王夫之曾說：“武帝之不終於崇儒以敷治。”
“尊儒”隻是武帝實現統治的一種手段。
武帝多次對匈奴發動戰爭，勞民傷財，並不符合儒家一貫以理服人、反對勞民以“外事四夷”的主張，因此曾遭到儒家代表董仲舒、公孫弘等人的反對。
一次，武帝在朝堂之上，大講所謂施仁義雲雲，直臣汲黯一針見血地指出：“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搞得武帝很下不了台，隻好“變色而罷朝”。
這就是王夫之說的汲黯“責武帝之崇儒以虛而亡實”。
武帝實行的不少政策和儒家“正其誼而不謀其利”思想也背道而馳。
如為了籌集軍款，漢廷曾“分遣禦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線，得民購物以億計，奴婢數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
這近似於搶掠的做法，同儒家的主張格格不入。
為了完成一統大業，必須有一批讚同強權，崇尚武力的法家來支持。
武帝於是重用以治淮南王獄而聞名的張湯。
他給武帝製定法律條文，執法苛刻，清除皇帝不喜歡的大臣，穩定朝綱。
又重用另一個法家代表桑弘羊。
此人善於理財，他替武帝製定新經濟政策，作為對匈奴戰爭的後方強援。
同時在地方任用許多酷吏，如杜周、寧成、趙禹、周陽由、尹齊、王溫舒、楊仆、鹹宣等。
他們鎮壓豪強地主和欺淩百姓的手段殘忍，毫不客氣，使人民談“吏”色變。
總之，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隻不過是打著尊儒的幌子，而實行對其統治有利的一套辦法而已。
他並沒有完全按董仲舒的說教行事。
三、獨尊儒術的深遠影響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是複合多元體形式的，可以說各家思想均對它產生了深刻影響，其中最主要的自然是儒、道、法三家。
儒家講仁義、重人倫；道家崇尚自然，主張無為；法家重視法製，善用刑罰。
董仲舒的新儒學就是融合了各派優點，尤其是道、法兩家的精華而產生的。
武帝獨尊儒術後，它在當權者的支持下，逐步成為中國文化發展的主流，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
在儒學思想的影響下，中國形成了重人倫、講德行的民族心理和重義輕利、尊公蔑私、貴理賤欲的價值觀念，形成了一套以儒學倫理性為主要特征的中華文化。
儒學被武帝立為指導思想後，隨著帝國時代的興盛而繁榮，隨其衰落而削弱，貫穿中國兩千多年曆史，影響時間之長和覆蓋之廣在全世界是無可比擬的。
儒家思想滲透到中國哲學、史學、文學、藝術、語言文字、文獻學、考據學各個領域，同時和政治、教育、倫理、宗教也產生了密切的關係。
如果不了解儒家思想，就不能真正地了解中國傳統文化。
從漢代開始，曆代學校教育，選拔人才均以儒家經學作標準和主要內容，使儒學思想成為帝國時代統治的精神主體，儒家原則成為帝國時代社會生活和道德觀念的基本準則。
由於儒家思想的權威性，其中宣揚的積極成分促進了中華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形成。
但其負麵影響也同樣不容忽視。
它要求人們死讀經書，不注重創造、革新，對中國近代的愚昧落後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這一點，外國人的看法，似乎比我們自己要更敏銳些。
例如早在兩個世紀以前，西方學者便曾指出，儒家主張的政治、文化大一統，使人們的思想不能自由發展（休謨說）。
再如２０世紀西方研究者也曾指出，儒學崇拜傳統和墨守成規，使中國思想缺乏獨立性和創造性，而這正是一切科學和思想進步所必需的；中國傳統精神對人評價是看德行而不重知識，從而使知識失去了其獨立性和價值，隻是為封建倫理服務，也使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出人頭地的唯一出路就是死讀經書，以求升官發財（韋爾斯說）。
應該看到，尊儒所產生的深遠影響，差不多都具有這樣的正、負兩麵性。
如董仲舒係統論述的“三綱五常”概念，雖然在一定意義上穩定了家庭秩序，增強了信、守的道德規範，但是其僵化的模式卻造就了一批忠臣孝子、烈女節婦，抹殺人的本性，成為帝國倫理的犧牲品。
西漢時民風本很淳樸，男女可以結伴同行，同席飲酒，十分自然。
婚姻可以改嫁、再嫁，並不主張“嫁雞隨雞，嫁狗隨狗”。
獨尊儒術後，帝國統治者發展了董仲舒的“三綱五常”，降低了婦女的地位，使她們變成丈夫的附屬品。
她們在封建夫權壓抑下過著戰戰兢兢的日子，數不清的人間悲劇一代代上演著。
在政治上，董仲舒總結秦重法輕德而失天下的教訓，提醒武帝王道核心應是以德治國，要求統治者廣施仁義，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他主張“君主民本”，把民眾當做國家的根本，“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為了限製君主權力，董仲舒又創造了“天譴說”，表明君權雖然神授，但如果不尊王道，最終會被天懲罰，實行朝代更迭。
這種思想使君王減輕對人民的壓迫，對自己縱權行為有所收斂，對人民生活安定、社會發展有積極效果。
公羊派儒家思想核心是“大一統”概念，它幫助武帝鏟除了郡國勢力，加強了中央集權。
“大一統”思想被曆代統治者積極倡導，從長遠來看，對民族融合與友好相處有積極意義。
《漢書·終軍傳》記載：“天下為一，萬裏同風。”“大一統”概念促進了民族共同意識的產生，從此“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史記》把我國古代祖先追溯到黃帝，把中原地區和周邊匈奴及各少數民族統稱為華夏民族，互為兄弟，正是這種九九歸一的民族愛國心，一直到今天還牽動著億萬海外赤子之心。
儒家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不僅對中國本土的文化構成、政治經濟生活、倫理道德、思維方式、風俗習慣、生活方式等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流傳到世界各地，尤其在東亞地區的影響十分廣泛，成為他們思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逐步形成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東方文化圈”。
日本於５１３年，聖德太子設五經學，擴大儒學傳播。６０４年，他又製定了憲法十七條，多以儒家思想為指導。
日本政府不斷派學者到中國學習儒學，並帶回去許多經書。
儒家思想一定程度地滲透到日本民眾的行為、思維、習俗、信仰、觀念等多個方麵，它在今天的日本仍然發揮著影響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