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再得到食物，也不允許去廁所。我們知道，第二天就是毒氣日了。女人們拉扯著自己的頭發——如果她們還有的話，撓破自己的皮膚，而我在祈禱：“我想活下去，還想再次看到太陽升起，但是我也接受命運的安排！”
第二天，我們全身赤裸著，女人們慘遭毒打。突然我聽到有人叫我的號碼！那個黨衛隊軍官將我胳膊上的數字和卡片上的相對應，對我說：“你還真是出奇幸運！”作為“一級雜種”（指其母親為猶太人，父親不是猶太人），我被安排前往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在西門子的電話機和麥克風軍備車間工作。
但是我還想和母親道別。她很高興我走出了奧斯維辛。我們站在集中營的一條街道上，她瘦得不成樣子。我們彼此道別，知道以後再也不可能相見了。具體該怎麼做？肯定不能說“再見”。我一個字也想不起來了，隻記得我們都止不住眼淚，互相擁抱、親吻。最後她和我說：“你會活下來的，你要告訴人們，他們對我們做了什麼。”1943年11月8日，我的母親去世了。
幾乎每天，我都會想起在奧斯維辛的那段日子。我的心中並沒有恨，一個有恨的人會毀掉自己。我熱愛生活，它是一份禮物。那時我自願進入了奧斯維辛，對此我從未後悔。如果當時我讓母親獨自被車運走，我一生都不會安心。
“他站在那裏。我想：天哪，你還活著！”
美國牛頓市，安娜·阿柏特爾和伊茨·阿柏特爾，兩人都已89歲，已經結婚68年。他們坐在可以欣賞查爾斯河秀麗風光的單戶住宅中。述說的主要是他，因為他的妻子說，他講得更好。他們倆都進過奧斯維辛集中營。
你們是在哪裏認識的？
伊茨：我們的第一次見麵是在猶太人居住區裏。1942年10月，波蘭城市斯塔拉霍維斯的猶太人居住區被解散，我們被帶到臨近的一個集中營中。
安娜：我生活在一個關押女人的集中營中，伊茨在一個男人集中營，兩個集中營中間被柵欄隔開，但是兩邊的人在守衛不注意時可以互相傳遞幾句話。當時我正在廚房工作，一個女孩走過來對我說：“柵欄邊有個男人想和你說話。”於是我走了出去，那是伊茨的哥哥，他說：“你認識司魯勒克（那時他叫司魯勒克，她叫嘉卡，他們在流亡至美國後才改名為伊茨和安娜）吧？他生病了，也許你可以幫助他。你能從廚房弄點吃的嗎？土豆、麵包，什麼都可以。”
伊茨：她就真的偷了一些食物，從鐵絲柵欄下推過來。我的哥哥取得了食物。我想，如果沒有這些吃的，我肯定已經死了。我欠她的。1944年6月，我被送到奧斯維辛，在那裏又遇到了安娜。那時我是下水道清潔工，負責清潔廁所。我們將一個大桶放在一輛車上，桶裏有一根長長的木棍。糞便裝入裏麵後，我們就像馬一樣拉著車，將之作為肥料灑在農田上。奧斯維辛到處都有廁所，因此我們在女人營、火葬場、吉普賽營和家庭營來來回回，其他勞動小分隊總是有德國守衛盯著，但是我們做的活味兒太難聞了，所以大部分時候我們都無人仔細監視。火葬場有不少食物，問題在於：怎樣才能帶出去？我們將一根金屬線綁在桶內，在我們計劃帶出點什麼時，就把食物掛在這根金屬線上。我們會被監視，但是沒有人會往桶內看，沒有人會想到我們會在糞桶裏藏吃的。雖然食物被我們包得好好的，但是拿出來之後還是會散發惡臭。在安娜的小分隊集合去工作時，我有時能看到她，甚至互相喊幾句話。有次，當我們來到女人營時，安娜大喊：“我需要一雙鞋。”於是我來到如同房子一樣高的幾座“鞋山”前麵，我沒有太多時間慢慢挑選，但是好在它們都是成雙成對的。黨衛隊對即將進入毒氣室的猶太人說，他們必須疊好衣服，用鞋帶將兩隻鞋綁在一起。我從中為安娜拿出了一雙。
安娜：那是一雙黑色的鞋子，就是我的祖父平時穿的那種。
伊茨：那裏都是好鞋子。在被帶走前，人們都穿上了他們最好的鞋子。當我把鞋子帶過來時，安娜沒有說：“咦，它們真臭啊！”我也為她帶來麵包。我們的車開過的時候，我會飛快跑到她的木板床邊，把麵包放在她的草褥上，然後離開。我當然知道，如果沒人看著，那塊麵包在5分鍾之內就會被別人吃掉。因此我也得給內勤人員帶點什麼。
安娜：晚上內勤人員對我說：“你的麵包又來了。”但是更重要的是，鞋子也到了。
伊茨：直到1945年4月，我才再次見到安娜。恢複自由後，我生活在斯圖加特的一個安置營中。那裏的一個女孩問我：“你認識一位來自斯塔拉霍維斯的嘉卡嗎？她還活著，在貝爾根·貝爾森。”我騎著一輛摩托車去了貝爾根·貝爾森安置營，那裏曾是一個大集中營。
安娜：那時我們5人住在一個屋，那裏曾是納粹士兵住的地方。一天早上，天還沒亮，他敲響我們的房門，看到他時，我想：“天哪，你還活著！”
伊茨：我問她：“你不想和我出去轉轉嗎？”她說：“我想啊，但是我們這裏有5個女孩，隻有一雙鞋。今天沒有輪到我穿鞋。”所以我得先請求其他人把鞋子脫下來，這樣我就可以騎著摩托車帶著她兜風。
安娜：其他幾個女孩對我說：小心一點，他是個浪蕩公子。
伊茨：是的，他們想說服安娜不和我走。“他隻會利用你，然後拋棄你。”她們說。盡管如此，她還是和我一起走了。68年過去了，我們仍然在一起，成立了一個四世同堂的家庭。
“我們把屍體拖到焚屍爐邊，然後傾倒下去。”
美國，莫裏斯·克塞爾曼，88歲，曾在奧斯維辛的特遣隊工作。它由猶太囚徒構成，被迫負責謀殺的準備工作，劫掠並焚燒屍體。直到今天他仍每晚忍受著噩夢的侵襲。他的妻子和幾乎所有朋友都進過集中營。晚上他們坐在一起閑聊時，話題總會落在那段在集中營生活的日子上。他說，他的3個兒子小時候總是用床單罩住頭，不想聽那些悲慘的故事。
您是怎麼進入特遣隊的呢？
當有大批匈牙利猶太人開始被運往奧斯維辛之時，特遣隊很快擴充了規模，從原來的200來人增加到了約800人。我也成為了其中的一員，我不知道他們是怎樣選中我的。那是1944年4月，我已在奧斯維辛待了一年。我們隔著柵欄和特遣隊的人說話，因此我們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
但是我沒有很多時間去思考。第二天一早，他們就將我們帶到一個釋放毒氣的小屋中，讓我們把屍體裝上手推車，步行約400米來到一個焚屍爐邊，將屍體傾倒進去。接連兩天都是如此，毫無中斷。最糟糕的是孩子們，他們根本就沒被送去毒氣室。一旦他們大喊大叫，黨衛隊為了“保持安靜”，就直接把他們抓住活生生地扔進了焚屍爐。那時的我根本無法思考，我隻是讓自己盡量保持忙碌，腦海中時刻回蕩著同樣的話語：這裏，你是永遠也出不去了，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