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克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主要阻力：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
毛澤東是把實事求是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基本思想前提加以強調的，很顯然，與實事求是相對立的思想原則，即主觀主義就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主要敵人。毛澤東指出，這種反科學的主觀主義，是共產黨的大敵，工人階級的大敵，人民的大敵，民族的大敵，隻有打倒主觀主義，馬克思主義才會抬頭，革命才會勝利。這就是說，主觀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主要阻力。毛澤東進一步指出，我們黨內的主觀主義有兩種：一種是教條主義，一種是經驗主義。教條主義脫離具體的實踐，經驗主義把局部經驗誤認為普遍真理，這兩種機會主義的思想都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這樣，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就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主要阻力的兩種具體表現形式。因此，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毛澤東不斷地提醒大家要處理好兩個方麵的關係，一是處理好革命和建設的實踐與馬列主義理論的關係，以防止教條主義；二是處理好革命和建設的實踐與局部經驗的關係，以防止經驗主義。對於第一個關係，毛澤東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是要堅持的，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這是毛澤東在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反複強調的思想。對於第二個關係，毛澤東闡明了兩個方麵的意見：一方麵要正確對待外國經驗。對外國的經驗不能機械地照搬，要批判地吸收和借鑒。“學外國織帽子的方法，要織中國的帽子。外國有用的東西，都要學到，用來改進和發揚中國的東西，創造中國獨特的新東西”。另一方麵，要正確對待自己的經驗。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對照搬外國的戰爭經驗作了分析後，對照搬自身經驗的情況也作了透徹的剖析。當時有人認為，1926年至1927年的北伐戰爭的經驗是最好的，我們應該學習它，具體地說，就是學北伐戰爭的長驅直進和奪取大城市。毛澤東明確指出：北伐戰爭的經驗是應該學習的，但是不應該刻板地抄用，因為我們現時戰爭的情況已經變化了。我們隻應該采用北伐戰爭中那些現時情況下還能適用的東西，我們應該按照現時的情況，規定我們自己的東西。上述表明，對於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這兩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要阻力，毛澤東是時刻保持警惕性的，並在實踐中形成了克服這兩個阻力的一整套有用的方法。
四、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特色
40年代毛澤東曾說過：“我們還沒有把豐富的實際提高到應有的理論程度。我們還沒有對革命實踐的一切問題，或重大問題，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論的階段。你們看，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我們究竟有多少人創造了可以稱為理論的理論，算得科學形態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葉的理論呢？”這表明了毛澤東對理論落後於實踐狀況的憂慮，也昭示了把中國革命的經驗馬克思主義化的意向。毛澤東一方麵強調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馬克思主義，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另一方麵又非常注重總結升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經驗，並融合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使實踐經驗馬克思主義化，形成富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以毛澤東的名字命名的中國共產黨人的理論體係——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黨的“七大”以組織的權威確立了它在中國革命中的領導地位，並在決議中明確指出，在中國隻有毛澤東的思想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是最堅固的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之所以是科學的指導思想，就是因為它既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又完全是中國的，是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這個應用性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革命的具體實踐而形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新的應用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是發展著與完善著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它的主要理論特色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麵：
（一）理論內容上的倫理性
在理論內容上，毛澤東思想既正確反映了社會曆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又正確反映了中國社會發展的特殊規律，因而具有嚴格的科學性和真理性。然而，毛澤東思想又是在批判地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而中國傳統文化又具有注重政治倫理的優秀傳統。這樣，毛澤東思想在內容上就具有了明顯的倫理性。這不僅表現在關於道德方麵的思想學說在毛澤東思想理論體係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表現在他善於把真理的力量內化為人格力量，把曆史尺度內化為人的價值尺度，從而實現了真理與倫理、曆史尺度與價值尺度的內在有機統一。從總體上看，毛澤東思想的這種真理道德化、倫理化的特性，主要體現在他關於真理標準與人民利益標準的內在統一的思想之中。毛澤東認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切活動都必須既要按中國社會曆史發展的規律辦事，使其符合曆史尺度，體現真理的要求；同時又要符合人民的利益，體現群眾的要求。他說：“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於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於人民利益的”。這段話清楚地說明了真理與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典型地體現了毛澤東把科學真理倫理化的基本思路。事實上，作為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三個方麵，都既是真理性的命題，又寓高尚的道德倫理於真理內容之中：“實事求是”是忠誠老實的人格化身，毛澤東經常把實事求是的真理性要求同講老實話、辦老實事、做老實人的倫理要求同時並提；“群眾路線”體現了大公無私、克己奉公的崇高精神，毛澤東倡導的群眾路線不僅是我黨尋求真理的思想路線，也是我黨關心群眾、依靠群眾，一切為了群眾的工作路線；“獨立自主”則展現了傲然挺立、凜然風骨、自強不息的道德追求。毛澤東思想中的這種真理與道德相統一的二重風格，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和其作用的充分發揮起到了巨大的內推作用。
（二）理論功能上的實踐性
由於毛澤東思想形成過程中所處的社會曆史條件的製約，由於馬克思主義改造世界的內在要求，也由於受中國經世致用思想傳統的影響，毛澤東思想雖有嚴密的邏輯構成，但其著眼點不是追求純理論的邏輯思辨，而是著重於理論在實際中的應用和操作，雖注重真理的科學價值，但不是從純理論的真理性本身來肯定理論的意義，而是結合理論運用的實際效果來評判理論的價值。一句話，毛澤東思想具有強烈的實踐性，是實踐化了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看重理論，正是，也僅僅是，因為它能夠指導行動。如果有了正確的理論，隻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並不實行，那麼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可見，毛澤東心目中的真正的理論，應當是直接從實踐中產生出來，並能直接服務於實踐的實用性、操作性很強的理論。在這方麵，毛澤東的最突出的貢獻是他致力於將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轉化為科學方法，包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領導方法等等，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方法論係統。由於這個係統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實用性，易於掌握，因而，傳播麵廣，速度快，應用範圍大而效果好。這已被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所一再證明。
（三）理論主體的群眾性
毛澤東思想的又一個特色是理論主體的群眾性。這一特色是與上一個特色緊密聯係的，由於實踐的主體是廣大人民群眾，所以，理論的實踐性也就決定了理論主體的群眾性。馬克思早就說過：哲學把無產階級當作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地，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這說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十分重視理論掌握群眾和群眾掌握理論的問題。毛澤東承繼了經典作家的這些可貴思想並使其得到進一步發展。他關於理論主體群眾化思想的基本根據就是人民群眾是曆史的創造者，是曆史的主體，因而也必然要充當理論的主體。他曾反複強調，要把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裏解放出來，為廣大幹部和群眾所掌握，變為群眾手中的尖銳武器。他明確說過：“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無論是在革命時期還是建設時期，毛澤東都非常注意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群眾化、普及化工作。延安時期的整風運動，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都是對工農兵普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步驟。建國後支持工農兵學哲學、用哲學的運動，目的也是為了使廣大群眾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主體。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民族化和通俗化要求的主旨，也是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群眾化。
（四）理論形式上的民族性
如果說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性體現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可通約的方麵，那麼，民族化則體現了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所帶有的民族文化的個性特征。它無疑也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特色。毛澤東思想的民族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符號係統，二是表達方式。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必須首先通過語言層麵的轉換才能實現。盡管這是表層的，然而卻是不可缺少的。作為人工符號，人類語言積澱和濃縮著民族的文化信息，因而在符號係統的變換中，就同時打上了民族本位文化符號特征的烙印。1964年，毛澤東在對中央音樂學院的一封來信的批示中，曾提出“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口號，它實則反映了毛澤東對待古今中外文化的基本態度。這一方針標誌著古典的和西方的文化，通過本位文化的“此在”狀態下的主體性存在而實現某種相互融合的可能性，因此，也就意味著這是基於民族性的一種自覺的文化選擇。在這方麵，毛澤東作了許多成功的嚐試，最富有代表性。他嫻熟地運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許多範疇和語言來闡發馬克思主義的邏輯內涵，使馬克思主義從西方的形式轉為中國的形式，從西方的語言轉化為中國的語言，從而使中國人民能夠和樂於接受。象“實事求是”、“一分為二”、“知行統一”等民族的語言和思維方式，都以簡明的形式分別濃縮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體論、辯證法、認識論等基本原理和豐富內容。這些語言形式，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內涵，又體現著中國民族文化的逆向滲透。再從表達方式上看，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具有鮮明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民族性風格。中國文化的表達方式常帶有某種審美的意味，其敘述方式和論證方式，無不偏重於比喻和象征，即通過隱喻來達到描寫和證明的雙重目的。這是中華文化的顯明特點，對此毛澤東作了批判地繼承。他運用大量的比喻和形象描述，通過類比和象征，使深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達到一種對中國人看來是如此可理解和清楚明白的程度，從而增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親近感和親切感。
（五）理論語言上的通俗性
馬克思主義的通俗化，曆來是革命導師所重視的問題。馬克思1851年1月在寫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說，如果有時間的話，我很想用兩三個印張的篇幅以普通人們所能理解的形式，把黑格爾所發現而又被神秘化了的方法所具有的那個合理的東西加以闡述。列寧為了強調通俗化的重要性，還特別提出了“最高限度的馬克思主義＝最高限度的通俗和明了”的公式。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真理，它在本質上是易於為廣大工農兵階層所接受的，然而不可否認，異域文化的特點以及語言翻譯上的障礙，決定了中國人很難通過讀經典作家的原著，透過經典作家與其他形形色色的西方晦澀思想家們的論戰，透過那些陌生的語言和方法結構，去準確地領會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因此，毛澤東更加注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通俗化問題。毛澤東指出，實現馬克思主義通俗化的根本原則是必須做到“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價值的”，即既具有通俗性，又具有科學性，應當是通俗性與科學性的統一。毛澤東不僅從理論上為我們係統地解決了實現馬克思主義通俗化的問題，而且還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親自做出馬克思主義通俗化的光輝榜樣。這主要表現在：其一，運用中國的通俗語言表達馬列經典作家的某些寓意深刻但語言難懂的表述。如他用“兩個對子”來說明哲學基本問題兩個方麵之間的關係；用“眉頭一皺計上心來”說明人在腦子中運用概念進行判斷和推理的功夫；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說明實踐對認識的重要性，等等。其二，運用眾所周知的普通事實，來闡明反映事物本質的普遍真理。如，用在“遊泳中學習遊泳”來說明實踐出真知的唯物主義認識論道理，用“彈鋼琴”來說明黨委書記應采取全方位考慮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工作方法。其三，運用形象比喻來說明某些深刻的道理。如，用“綱舉目張”比喻抓主要矛盾以帶動次要矛盾解決的道理，用“解剖麻雀”比喻由分析個別上升到一般的邏輯方法等。
以上我們從四個大的方麵分析和研究了毛澤東關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的豐富思想，這些思想無疑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貢獻，是人類思想寶庫的珍貴財富。當然，我們並不否認，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也曾經曆過艱難與曲折，甚至出現過嚴重的失誤。但令人可喜的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央領導集體同樣以科學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程又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對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如果說毛澤東思想的形成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曆史上的第一個裏程碑，那麼，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形成則是又一個曆史豐碑。
曆史是不斷向前發展的，人類對世界的認識也是無止境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也必將隨著中國建設實踐的日漸深入而不斷深化。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典範，他在這方麵做了開創性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我們不能由此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已經結束了，事實恰恰相反，毛澤東所做的工作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開端。我們的任務就是在深入研究毛澤東關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揭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在規律，為發展和完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為推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繼續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