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毛澤東再認識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後直至“文化大革命”時期
由於國內外諸種因素的影響，從1956年12月黨中央發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一文起，即停止了對個人崇拜的批判，隨著1957年反右運動發生，經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直至“文化大革命”，對於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和評價，越來越背離原來正確的軌道。不僅全黨範圍內不再公開批判個人崇拜問題而且公開主張和提倡個人崇拜，連毛澤東本人也逐漸轉為欣賞和鼓勵個人崇拜，再加上以康生、林彪為代表的一夥別有用心者乘機製造的現代迷信活動，使“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頂峰”、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等論調成為影響全社會的主導思想。嚴格說來，這不屬於毛澤東再認識的範圍，但又確實屬於我們對於毛澤東認識曆程中的一個曆史環節。這次毛澤東再認識完全放棄了毛澤東再認識的基本原則，是整個毛澤東再認識曆程中的一次大倒退，是一次嚴重的曲折，使剛剛興起的毛澤東研究和毛澤東學被迫停滯和中斷。
第四次毛澤東再認識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
隨著毛澤東的逝世，他的功過是非問題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出於對中國社會前途命運的關心，人們開始了又一次毛澤東再認識活動。一方麵，華國鋒等人堅持“兩個凡是”的主張，把毛澤東的所有言論都當作絕對真理的化身加以維護；另一方麵有一些人則從否定晚年毛澤東的錯誤出發進而全盤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在這個關鍵時刻，鄧小平、葉劍英、陳雲、黃克誠等同誌有力地堅持了對毛澤東再認識的基本原則，對毛澤東思想作出了實事求是的評價，既衝破了“兩個凡是”的教條主義束縛，又頂住了全盤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錯誤觀點，經過了全社會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之後，集中了全黨的智慧，在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科學地評價了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全麵係統地論述了毛澤東思想及其內容，並提出了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任務。這次毛澤東再認識，不僅糾正了以往對毛澤東認識中的不足，而且深化了以往的某些正確認識，更重要的是在新的實踐基礎上，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認識達到了係統、準確、完整的程度，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也在這種再認識的基礎上開始孕育和萌芽。同時，啟動了真正學術研究意義上的毛澤東再認識活動，標誌著毛澤東學的真正興起。
第五次毛澤東再認識的熱潮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深化改革的曆史進程中
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了關鍵時期，在政治領域，由於改革的深化而引起的利益結構的變化所激發的原先潛藏的某些社會矛盾日趨表麵化，黨風和社會風氣的不正，腐敗現象的蔓延，使廣大人民群眾產生了回首毛澤東時代並將其與當下的情形相比較的心理預期；在經濟領域，人們在看到了新舊體製交換過程中市場經濟的正麵效應的同時，也日益感覺到了它的負麵效應，這也促使人們產生了通過回首毛澤東以尋求解除這些負麵效應的迫切願望；在文化精神領域，伴隨著物質財富的增長而出現的精神文明的滑坡也使人們想起了毛澤東時代的社會精神風貌。另外，東歐劇變，蘇聯解體，1989年北京的政治風波，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對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政策的加劇，使人們又記起了毛澤東關於反對“和平演變”政策的一係列理論與政策。在這種形勢下，新的一次毛澤東再認識熱潮逐漸興起。大量的介紹毛澤東生平事跡的著作陸續出版，《毛澤東選集》也適時再版，社會基層出現了“毛澤東神話”，大學校園裏出現了“尋找毛澤東熱”，理論界則出現了“毛澤東研究熱”，人們以各種形式，從不同的角度切入，對毛澤東進行再認識。這次毛澤東再認識熱潮盡管存在著一些非理智的情緒和不盡入人意的地方，但總的來說是值得稱讚的一件事：一方麵在政治層麵上，沒有背離《曆史決議》的基本精神，在理論層麵上學術研究的意味更加濃厚，再認識的廣度、豐度、細度、深度都是以往無法比擬的；另一方麵毛澤東再認識的視角更加拓展，具有較強的文化反思意味，這種文化反思突出了對民族精神的呼喚和自主意識的培育，而這正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之不可缺少的精神基礎。同時，這次毛澤東再認識還引發了毛澤東學的自身反思，不僅對毛澤東研究的研究成為學術界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還明確提出了“毛澤東學”的概念和建構“毛澤東學”理論體係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