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的輝煌成就格外地振奮人心，祖國發展前進中鏗鏘豪邁的步伐在國人心頭激蕩。在這個喜慶的年份裏，少數民族文學在黨和國家的親切關懷下蓬勃發展，作家隊伍日益壯大，文學研究備受關注。特別是下半年，在國家領導和社會各界的關心與支持下，《民族文學》蒙、藏、維三個民族文字版正式創刊，這不但是社會主義文壇的一件盛事，更是中國各民族團結、和諧、進步的生動體現。新世紀民族文學獲得新的發展契機，從文學自身來說，得益於幾代少數民族作家辛勤耕耘開辟出了一塊厚重的文學家園，使之成為中國文學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有些作家甚至在世界文壇中都產生了良好影響。
別具意味的是，2009年《民族文學》刊發的作品雖無驚人之作，卻集中展示了老中青幾代作家的文學光環。比如，已故著名作家舒群、鐵依甫江•艾裏耶夫、賽福鼎•艾則孜、尼米希依提等對祖國對人民的無限熱愛之情；伴隨共和國誕生而開始創作幾十年來筆耕不輟的老作家瑪拉沁夫、鐵木爾•達瓦買提、柯岩、金哲、周民震、曉雪、包玉堂、格桑多傑、農冠品、張昆華等把藝術生命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地聯係到一起，心隨時代，情係人民；新時期初期開始創作並成長為少數民族文學中堅力量的益希單增、阿爾泰、阿雲嘎、吉狄馬加、阿來、葉廣芩、潘琦、淩渡、馮藝、麥買提明•吾守爾、趙玫、葉梅、溫新階、鮑爾吉•原野、王月聖、冉莊、金學泉等，文學思想與創作實踐厚重凝練；在上世紀90年代至新世紀迅速崛起的年輕作家石舒清、李進祥、凡一平、巴音博羅、於曉威、查舜、了一容、次仁羅布、田耳、海勒根那、肖勇、鐵穆爾、完班代擺、魯若迪基、聶勒、楊秀武、舒潔、阿蘇越爾、單永珍等出手不凡，體察感悟生活敏銳而深刻；女性作家央珍、白瑪娜珍、格致、雪靜、金仁順、葉爾克西•胡爾曼別克、王華、娜夜、韓靜慧、娜仁琪琪格、馬金蓮、冉冉、平原、阿舍、沙戈、雷子、阿霞等情思綿密、文采飛揚；用少數民族文字寫作的李惠善、許連順、阿布都克熱木•喀迪爾、金學鬆、阿庫烏霧、滿都麥、博•照日格圖、德本加、伊明•艾合買提、艾爾肯•沙比爾、滿全、海日寒、吉•清河樂等，在民族文化生活中深度開掘，別具意蘊；更有80後90後作家蘇笑嫣、嘎代才讓、費城、才貝、晶達、田馮太、艾多斯•阿曼泰、博因、李達偉、趙暢等文學新人脫穎而出，銳氣十足。作家隊伍薪火相傳、文學作品豐富多彩，充分顯示了少數民族文學發展蘊含著無限的生機與活力。
文學是富於個性的創造性勞動，每個作家的文化背景、生活經曆、藝術感覺各有不同，必然地文學求索過程也不拘一格、各具特色。文學的發展也是物競天擇、大浪淘沙，並非所有的求索者都能提煉到文學的真金。新時期以來出現的一大批抵達中國文學前沿的少數民族作家是真金的獲取者，他們的創作實踐為我們探討民族文學發展的根本性問題提供了諸多有益的思考與啟示。在此，我們試圖結合2009年《民族文學》刊發的作品，做出粗略分析概括。
時代性與民族性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少數民族地區和漢族地區一樣在共同的時代背景中發展改革進步，在走向現代化的急遽變革過程中，各民族社會生活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共性特征。文學是時代的真實記錄，少數民族文學必然地湧現出了大量反映社會變革現實、歌頌時代進步和民族發展的作品，表現出文學的時代共同性特征；另一方麵，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學土壤，優秀的少數民族作家往往就是以其獨特的民族文化特色而卓然獨立的。比如李喬《歡笑的金沙江》、瑪拉沁夫《茫茫的草原》、陸地《瀑布》等小說中，人物跟國家命運跟社會政治緊密聯係在一起，作家代表國家意識發言，然而他們筆下的事件和人物及其思想情感卻具有獨特的民族性色彩。又如孫健忠、烏熱爾圖、伍略、蔡測海、紮西達娃、阿來等作家的小說題材無不具有鮮明的民族性地域性特色，但是特定的人物和題材傳達出來的是時代共通的命題，是關於人的現實處境與精神狀況的生動闡釋。時代性和民族性的結合，共性與個性的有機統一，是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根本途徑。
每個作家的民族自覺都有各自的形成發展過程，甚至有的少數民族作家回避談到自己的族別，有意要掩飾自己的民族身份。但是作家在一定的民族文化氛圍中成長，受到本民族文化的熏陶，必然地會在自身中得到民族性。作家在創作伊始無不依托於自己本民族的現實生活，而現實總是在特定民族曆史文化基礎上發展延續的現實，各民族生活無不浸潤著文化的烙印，作家不可能不在自己筆下反映出地理上和體質上屬於本民族的生活，因而會不由自主地把民族性的烙印鐫刻在作品當中。
比如格桑多傑《馬背上的行吟》(組詩)不管是“喳曲的傳說”通過喳曲的傳說述說一個民族從苦難走向新生的曆史進程，“大千何處存豪氣，欲覓赤誠問昆侖”敘寫把生命無私奉獻給雪域高原的好牧民好公仆傑索•索南達傑的壯烈人生，還是“走進海平麵下”通過吐魯番、天山引發曆史和人生的思索，以及《今日奧運聖火點燃在珠峰》、《汶川鬆葉》、《這邊是你的故鄉——致旅途印度藏胞》，不論題材是雪域高原的人文自然，還是國家大事或日常生活，都洋溢著高原詩人真摯濃鬱的情感，充滿了詩人對生活對民族對祖國的無限熱愛之情。鐵木爾•達瓦買提的詩歌《長城，中華民族之魂》、《坎土曼》、《我的人民》、《我們是真摯的同胞》、《地中海詩抄》、《光陰無情》，引發詩情的事物各有不同，但無不浸潤著詩人對故鄉對人民的深切關懷，對生活對祖國母親的無比忠誠和熱愛，以及對世界文明的尊重和理解，情感濃鬱，格調高昂。阿爾泰《黃河》、《晨曦》、《貝麗花》、《啞彈》等，既有草原之子的獨特體驗，也有中華兒女的寬廣胸懷，在草原情懷中體現民族精神與國家意識。再如羊子《從前的現在》、雷子《我是汶川的女兒》飽含著汶川兒女對時代對國家的感恩心理和羌族人民戰勝苦難創造新生活的韌性精神。這些詩人在表情達意中都深深地鐫刻上了民族精神的烙印，但又並不局限於狹隘的民族主義，而具有一種國家意識和中華氣派，擁有博大的胸懷和高遠的視角，題材是獨特的，而思想與情感卻是中華民族共有的，甚至是人類共通的，具有時代共性特征。
滿族作家葉廣芩的家族題材小說從獨特的家族命運中引發對曆史人生、對民族文化及現代生活的深刻思考，《大登殿》代表了這種審美追求。故事情節圍繞婚姻生活推進，但是對於原本富於滿族特色的婚姻習俗，作家並不進行任何的獵奇性描繪，而重點在關注人，刻畫人物精神。從舊時代走過來的沒有文化的貧民母親為爭得婚姻中的地位和身份而大動幹戈，為名譽與命運而搏擊，而新時代的知識分子博美卻甘願做沒有名分的小，傳統品德的優異與現代文明的弊端、民族傳統與現代價值取向問題啟人深思。次仁羅布的短篇小說《傳說》巧妙地融曆史與現實為一體在藏族傳說故事中詮釋宗教的神秘與神性力量，隱含著對民族傳統文化的虔誠與敬畏心理。吉•清河樂的中篇小說《遙遠的香柏窪》，通過追尋傳說中的理想家園抑或是心靈的家園反觀現實的困惑與迷茫。兩篇作品都立足於現實反觀曆史，民族文化的光芒在現代文明的衝擊下漸漸地成為心靈的記憶，敘述中潛藏著深沉的文化反思意味，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巴音博羅的《伐木人遙遠的微笑》，萬瑪才旦、龍仁青的《天湖邊的麥子》，海勒根那的《尋找巴根那》，紮西措的《啟明星》等小說也具有濃厚的文化氣息。
當然，少數民族文學並不是僅僅通過表麵的新奇感和民族特色就能夠獲得認可和接受的。文學的魅力主要在於通過富有特色的生活及生命體驗所傳達出來的關於社會關於人生以及人類命運的思索和感悟。寫風情、寫民族文化實際上還是為了寫人，不管是對風俗還是對自然景觀的描寫，其實都是為了刻畫人物性格和反映人物的精神狀態的需要而設置的。茅盾說：“我以為單有了特殊的風土人情的描寫，隻不過像看一幅異域的圖畫，雖能引起我們的驚異，然而給我們的，隻是好奇心的魘足。因此，在特殊的風土人情外，應當還有普遍性的與我們共同的對於命運的掙紮。”①如《天湖邊的麥子》不單有天湖奇異的地方風土人情，更有這塊土地上的人為耕種麥子進行的艱難生存鬥爭，種地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複雜關係，人物對生活的韌性追尋及將土地與糧食視為命根的農耕思想，構成了對鄉村社會生活與生命形態的多角度多層麵審視。
恰逢新中國成立60周年，《民族文學》隆重推出三期“祖國頌”專輯，刊發一大批反映民族社會變革曆程、維護祖國和平統一、謳歌偉大時代、弘揚民族文化精神的優秀作品，成為本年度民族文學的一大亮點。比如：《幸福如那些看不見的水》(普馳達嶺，彝族)、《丹砂的記憶》(肖勤，仡佬族)、《銀象奔馳的地方》(伊蒙紅木，佤族)、《寫給祖國》(劉年，土家族)、《補鈣》(王樹理，回族)、《那個中秋節沒有月亮的歲月》(莫景春，毛南族)、《穿過村子的火車》(李天斌，黎族)、《母親的村莊》(柏樺，傣族)、《遙遠的過山瑤》(馮翌，瑤族)等，表現出各族人民走進新時代、創造新生活的時代共性。這些作品沒有描摹波瀾壯闊的時代巨變和塑造大寫的民族改革者形象，而多是從個體生活體驗出發，通過個人、家庭及村莊的變化來折射社會的深刻變革與生活的巨大變遷，在真摯的情感和樸素的語言中表達對祖國對時代的頌揚與感恩之情，是祖國走向繁榮昌盛、各民族和諧團結進步的有力證明。
強調或追求文學的民族性，並不是要求文學停留在挖掘封閉落後的往事和荒蠻落後的生活。每個民族的文化都不是凝固不變的，它會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地吸納新鮮的血液，會隨著時代的進步而發展，還會與世界文化碰撞交流。對於民族性的追求要求作家擁有開放的民族性態度，不僅僅要在民族的曆史文化中尋找創作的素材和資源，還要及時敏銳地覺察到各民族社會生活中出現的新動向、新事物、新人物，從鮮活的時代生活中挖掘創作資源，通過新鮮的題材和新穎的人物形象反映時代的巨變，引領時代精神，並且以藝術的形式對民族未來走向進行大膽探索和預測。實踐證明，民族題材是少數民族文學的獨特之處，而要使之變成優勢還得擁有中華氣派和世界眼光，站在全國的甚至是全人類的高度審視自己熟悉的曆史文化生活，在獨特的題材中灌注以人類共通性內涵，這才是具有真正民族性和體現時代性的民族文學。
生活內涵與情感容量
文學是現實生活的反映和提煉，是對生活的再現。衡量一部文學作品的成就，特別是小說的成就，主要考察作品反映生活的廣度與深度，以及生活與情感的真實程度。這個生活不僅僅局限於社會生活的外部形式，更包括人物的心理活動、思想情感等內宇宙的東西。別林斯基說：“詩歌是生活的表現，或者更確切點說，就是生活本身。不僅如此，在詩歌中，比在現實本身中，生活更顯得是生活。”②韋勒克也認為：“‘生活’在廣義上則是一種社會現實，甚至自然世界和個人的內在世界或主觀世界，也從來都是文學‘模仿’的對象。”③高明的作家往往能夠從日常生活中發現生活的新意和深意，開掘出獨特的藝術生活。本年度民族文學中有看點的小說無不展示了生活的獨特層麵、描繪了人物隱秘的內心世界和豐富的思想情感。比如田耳的《拍磚手老柴》、了一容的《富漢的婚禮》和陶麗群的《起舞的蝴蝶》為讀者提供的正是熟悉的陌生生活。不論是拍磚手，底層人物的生活掙紮，還是貧窮山村的送禮故事還是離異婚姻的情感問題，都不算新鮮的事情，可是作家因為對人物生命體驗的細致描繪，對人物精神的深刻刻畫，而使得生活變得獨特、深刻而感人。本分的老柴在經濟與情感的雙重壓迫下憋屈地生活著，作家毫不留情地一次次把人物推向生活的底線，讓讀者跟著人物命運揪心和焦慮，深刻揭示了生活的艱辛與嚴峻，尤其是人物生命體驗中的複雜感受極具藝術感染力。了一容小說敘事的力量不僅僅在於揭示了貧富問題，更在於逼真深刻地描繪出底層人物生活的困境與苦難中的溫情。陶麗群筆下的女主人公胡蝶在愛的缺失中給家人溫暖，故事情節圍繞愛的煎熬展開，折射出現實人生的生存困境與精神焦慮，生命的凝重與生活的慰藉給人強烈的閱讀感受。阿雲嘎的《第九個牧戶》以第一人稱手法敘述了一個並不久遠的記憶，那個時代牧區生活的艱難、孩子對學習的渴望揭開了曆史的獨特畫麵，而“我”的惆悵、無奈與惋惜之情更深深打動人心。這些作品的深刻之處並不在於思想的先進與複雜，而在於對社會生活的深刻透視和對生活情感真實的逼真反映，給人強烈的情感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