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我們主張拿漢語跟親屬語言進行比較，在類型學的視野下，對漢語詞義發展、演變進行研究。《詞義比較探索》一書就是我近幾年對這個問題思索的心得。
本書的第一部分的主要內容寫於2005年，2006年底在上海師範大學語言研究所主辦的東亞比較語言學會議上宣讀，後以《比較詞義的幾個問題》為題，正式發表在戴慶廈教授主編的《漢藏語學報》創刊號（商務印書館，2007年）上。
本書《核心詞詞義比較》原分為兩個獨立的部分：《漢語方言核心詞比較研究》《漢語印尼語詞義比較》。在寫作中，深感前後多有交叉。在獨立完成這兩部分後，又另起爐灶，把兩部分糅合起來，加上其他語言的材料，成為現在這個樣子。
《核心詞詞義比較》收集的語言材料比較多，概括起來約有以下幾端：
1．漢語的材料。包括古代文獻材料、漢語方言材料。我們以前曾批評古代學者僅以漢語的材料來研究漢語詞義的詞義發展。現在看起來，這樣的提法並不準確。“漢語”包括的時間上下幾千年，縱橫數萬裏。從語言來看，漢語包含了不同的語言成分。
我曾在課堂上跟同學作了一個專題講座《特殊的漢語和漢語研究的特殊性》。現在把主要的看法轉述如下。
首先，我們要強調：語言本身沒有特殊性，世界上根本就沒有特殊的語言。語言是民族共同的交際工具，不分階級、階層，一視同仁地為全社會的成員服務。漢語也是如此。
漢語是一種特殊的語言。既然語言是用來交際的，那麼就要涉及到理解度的問題。理解度就是交際雙方所使用的語言能讓對方聽懂、理解，這才算達到交際的目的。世界上沒有哪一種語言像漢語一樣能上下幾千年，縱橫數萬裏。漢語並不隻是一種單一的語言。從理解度的角度說，漢語是一種特殊的語言。
大多數人都認為漢語是一種語言。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也被認為是繼承與發展的關係。但是現代人如果不借助前人的解釋和工具書是很難讀懂古代典籍的，那就是說我們現代人已經不能用古代漢語和那些古人“進行交流”，從理解度的角度講，我們已經不能互相理解，即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已經不能用來互相進行交際。既然這樣，我們很難說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就是同一種語言。
從理解度來看，我們可以說，漢語不是一種語言。首先，“漢語”這個詞就是特殊的，有文字記載的就有三四千年。所以在此期間漢語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不是同質的語言。
古代漢語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可以看成若幹不同的語言。《禮記·王製》篇記載“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誌，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西漢揚雄更是明白這一點，《方言》一書，詳細說明其中的不同。林語堂先生在他的《前漢方言區域考》，依據《方言》分為12個語言區。
古代漢語時間跨度大，文獻豐富。尤其可貴的是這些材料反映了不同時期、不同性質的語言現象。我們應該重視古代的文獻材料。
現代漢語也是一樣，現在方言之間的差別也很大，即使是湖北的方言，相互之間也聽不懂，聽不明白。
國外不少學者根據語言“相互理解度”來區分語言，根據這個原則，他們把漢語劃分為不同的語言（胡明揚《語言和方言》，《胡明揚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3年）。
王育德在上個世紀60年代，曾考察了基礎漢語方言分化的時代（王育德《漢語五大方言詞彙統計估算》，《言語研究》1960年36期，33-105頁）。作者使用了包括200個詞的詞彙表，考察了北京、蘇州、廣州、廈門方言和以梅縣為代表的客家話。根據200個詞的計算結果，廈門方言分化出來的年代是公元3世紀，客家話是11世紀，廣州方言是12世紀，蘇州方言是13世紀。王育德認為：實際上它們（至少是客家話和廣州話）的分化應該是相當早的。根據100個詞可以計算出同樣太晚的另外幾個年代——公元2世紀、5世紀、12世紀和14世紀。漢語方言之間同源詞的百分比與斯拉夫語族、羅曼語族、日爾曼語族或土耳其語族各語言間的情況大致相同（參考謝·葉·雅洪托夫《語言年代學和漢藏語係》，1964，文載《漢語史論集》82-83頁）。趙元任先生早就有類似的說法。趙元任先生說，廣東話和國語的差別就像荷蘭話和德語，或者法語跟西班牙語一樣，是“兩種語言”，見丁邦新先生《李方桂全集總序》（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
把漢語劃分為若幹語言，中國學者應該慎重。語言不單單是語言問題，還是政治問題。作為中國人，我們堅持漢語是一種語言，是在長期的曆史中形成的特殊語言。但是，我們主張漢語的每一個方言都是“語言”，應該平等。我們這樣處理，對於觀察、研究漢語是有意義的。比如我們研究詞義的發展，整理漢語文獻詞語語義的演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已經不是某一個語言內部詞義的發展。例如，我們曾研究“薪柴”和“燃燒”的關係（黃樹先2008），漢語文獻裏能找到這麼多“薪柴”和“燃燒”共用一個詞的證據，世界上其他語言是很難想象的。我們研究漢語，包括曆時的研究和對現代漢語（包括各個方言）的研究，已經遠遠超出對一個語言的研究。我們研究“漢語”，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是多語言的比較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