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漢文帝相比照，三百八十多年後的另一位以“文”為諡的帝王，即魏文帝曹丕的臨終遺製，也有關於葬製葬式務從簡省的明確指令。據《三國誌·魏書·文帝紀》，其中說道：“封樹之製，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關於葬埋形式的規格，曹丕也有具體的吩咐：“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為也。”他要求墓葬中墓室棺槨形製都應盡量儉樸，並指責以珠玉隨葬是“諸愚俗所為也”。所謂“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正與漢文帝對於霸陵隨葬器物規格的要求相一致。曹丕說，對於曆史上的薄葬與厚葬，可以進行利與弊的比較，對厚葬致使被盜掘的教訓，應當認真記取。關於漢代的史例，他說道，“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張）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張）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認為漢文帝霸陵未遭盜掘，是由於接受了張釋之的建議，而漢光武帝劉秀的原陵被盜掘，是因為漢明帝沒有遵行薄葬的原則的緣故。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明帝愛以害親也”的指責。對於有關薄葬的旨意，曹丕嚴令必須無條件執行，若有違背，予以“吾為戮屍地下，戮而又戮，死而重死”的嚴厲詛咒，並發表“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的威脅：“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屍地下，戮而又戮，死而重死。臣子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
從曹丕對於“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的警告其態度之凜然，言詞之峻刻，可推知並不是虛偽的表演。看來，在曹丕的意識中，後人違背遺詔，“妄有所變改造施”的可能性是嚴重存在的。曹丕是以為霸陵未經盜掘的，而對照關於霸陵確實被盜的史實，若排除其他的因素，如果說“霸陵之掘，罪在景帝”，或許也是可以成立的。如此，則假如所謂“不從遺詔”、“違其素誌”確是事實，那麼，漢文帝地下有知，漢景帝是不是也會聽到“吾為戮屍地下，戮而又戮，死而重死”這樣的切齒之聲呢？
還有一種因素也未可排除，這就是漢景帝的母親孝文竇皇後是在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方才去世的，而與漢文帝合葬霸陵。《漢書·外戚傳上·孝文竇皇後》記載：“竇皇後疾，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無子。文帝崩，景帝立，皇後為皇太後。……竇太後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太後後景帝六歲，凡立五十一年，元光六年崩，合葬霸陵。”唐代學者顏師古說，《漢書·武帝紀》記載：“（建元六）五月丁亥，太皇太後崩。”《外戚傳》說“後景帝六歲”，正與此相合，而以“建元”為“元光”，則是錯誤，又說“凡立五十一年”，也是“立四十五年”之誤。顏師古的見解看來是正確的。而兩說都說漢文帝竇皇後在漢武帝時代去世，並合葬霸陵。也就是說，霸陵隨葬品即使豐富，也有漢景帝的母親竇皇後在漢武帝時入葬霸陵的因素。《史記·外戚世家》：“竇太後後孝景帝六歲崩，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可知“東宮金錢財物”當不在少數，一部分作為隨葬品入葬霸陵是可能的。於是，所謂漢文帝薄葬隻是“表麵文章”，以及所謂“或景帝之陷親於不義耳”的懷疑，或許可以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洗刷。
應當注意到，漢文帝霸陵最早的被盜記錄，即“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也是在孝文竇皇後“元光六年崩，合葬霸陵”之後十一二年的事。而如果以“建元六年”計，則先於《漢書·張湯傳》所記載霸陵園瘞錢被盜事十七八年。
西漢皇室女性地位相當高。其時天下空前富足，在漢武帝已經成年的情況下，祖母逝世，也是不可能再遷就漢文帝二十餘年前的遺製實行薄葬的了。
以這一思路考慮漢文帝霸陵是否薄葬之謎，可能是有益的。《漢書·東方朔傳》說，竇太後之女館陶公主寡居，五十多歲了，又近幸董偃。金錢恣其所用，曾經令中府：如果是董君所調發，一日之內黃金超過一百斤，錢超過一百萬，帛超過一千匹的，才有必要向我彙報。而最終“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由此也可以推知在世風浮侈的影響下，後來盜掘霸陵“多獲珍寶”，有可能是陵園中其他從葬者的隨葬品，而未可作為否定漢文帝霸陵薄葬的直接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