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複曾說：“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曆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王水照師在《“祖宗家法”的“近代”指向與文學的淑世精神》中曾引嚴複的這段話並指出：“他雖未用‘近世’之名，但已敏銳地發現宋代與‘今日’（民國初年）有社會文化上的種種聯結點。”事實上，正是這種文化上的聯結點，使晚清的宋詩運動能夠與宋型文化產生心理上的認同，並因此而大力推尊宋詩學。從這個意義來看，同光體之所以要以道、鹹宋詩派的追隨者自居，也是因為道鹹宋詩派的宋詩學所具有的文化意義給了他們更多的啟發。
因此，我們可以說，同光體派的宋詩學再次印證了邵長衡那句話，“詩之不得不趨於宋，勢也。”
針對“同光體派”進行的研究工作可以說從同光體派誕生之日起就開始了，一方麵是同光體派自己開展了對自身的研究，例如同光體派作家相互之間所寫詩序及有關的品評、陳衍的《石遺室詩話》《近代詩鈔》、夏敬觀的《同光詩派》、胡先驌研究同光體派詩人的一係列文章等；另一方麵是與同光體派同時，或為敵、或為友的詩歌流派與其在交往或攻伐中的相互評論，如南社、唐宋派等對同光體派的評論、分析、借鑒都可以歸為此類。直到現在，研究同光體派無法繞開的兩座高峰是汪辟疆先生和錢仲聯先生的研究成果。汪辟疆先生的《近代詩派與地域》《光宣詩壇點將錄》《近代詩人小傳稿》《光宣以來詩壇旁記》，錢仲聯先生的《論“同光體”》《夢苕庵詩話》《論近代詩四十家》等著作或論文都涉及同光體派，有詩人詩作品評，有詩學淵流探析，有作品本事、詩人軼聞，其研究在許多方麵都有開創性、經典性的見解。錢仲聯先生的弟子們也多以近代詩為研究對象，涉及同光體派之處時有所見。其中馬亞中先生的《中國近代詩歌史》、馬衛中先生的《光宣詩壇流派發展史論》都可謂力作。近年來對同光體派的研究更為集中，涉及同光體派作家、作品的單篇論文、文學史、文學批評史及專書專家研究不可勝數。研究同光體的文獻方麵則有錢仲聯先生主編或自著的《清詩紀事》《沈曾植集校注》《陳衍詩論合集》、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陳步整理的《陳石遺集》、張寅彭主編的《民國詩話叢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散原精舍詩文集》《滄趣樓詩文集》《範伯子詩文集》《海藏樓詩集》等著作，上海書店出版社的《民國史料筆記叢刊》和《民國叢書》、山西古籍出版社的《民國筆記小說大觀》提供了文獻基礎，而台灣文海出版社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更是收集近代以來文獻資料的集大成之作，從詩文集到作家年譜、評論等一應俱全，為近代文學研究提供了極豐富的資料。近年來研究同光體派的博士論文主要有許全勝的《沈曾植年譜長編》、王培軍的《〈光宣詩壇點將錄〉箋證》、孫老虎的《陳三立詩學研究》、周薇的《陳衍詩學研究》、李瑞明的《雅人深致——沈曾植詩學略論稿》、楊曉波的《鄭孝胥詩歌研究》、賀國強的《近代宋詩派研究》等，均從考證生平到詩學詩作都進行了係統而深入的研究。但是截至目前，關於同光體派的研究多注重以他者的眼光來解析同光體派作家或作品，至於同光體派的宋詩學，即係統地研究同光體派作家自身究竟是如何看待宋詩，在哪些方麵、以怎樣的方式接受宋詩的論著尚未及見。筆者以為這不僅是清詩學要研究的問題，同時對宋詩學的研究和發展也有著重要的意義，故選此課題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