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意是：未經加工而自然直的箭和圓的木是很稀有的，所以即使世上真有這些東西，工匠們都不會等找到它們時才去造箭、造輪，他們一定是對一般不規則形狀的木料進行加工，使得它們該直的直、該圓的圓，這才可能有足夠的箭和輪以供使用。同理，即使世上還是有些無私的偉大人物，但這些人物實在太少了，君主若偶然發現世上有這種人便決定讓人民自發地為公眾利益設想，那就如同守株待兔，過於被動了。英明的君主不會等待這些人的自然出現，一定以賞罰的方式來使人民多為公益。而賞罰的實施就是要通過立法。
在這裏，我們必須留意，雖然韓非是主張性惡的儒者荀子的學生，但他並沒有說人性是惡的，他隻是指出普遍的人是自私的事實，他並沒有對人性作出任何評價。若他如同他老師一樣強調人性是惡的，就必然會主張以某種手段改變這惡性，讓它變成善的，荀子就主張以禮教來達到這個目的，而韓非則沒有要人改變本性的企圖，他隻是要君主認清人們普遍自私的事實，然後以此為基礎進行管治。所以他說：“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八經篇》）意思是：治理國家必須要以人民的實情為基礎，而人民事實上就是有所好、有所惡的，正因為這樣才可能有賞賜或懲罰，如此才可能下禁令，這就具備了治理的有效手段了。也就是說，正因為人們自私，又有所好惡，執政者才能以賞罰來使他們多為公益。凡做了對公家有益的事便賞，反之便罰，人們為了私利自然會依照執政者的意思去做。一旦改變了人們這種自私的心態，或是有所好惡的事實，執政者反而難以統一人們的行為，使之合作團結，為國家社會效力了。所以韓非反對儒家教人無私，也反對道家教人無執。
賞罰就是按照人們的實情對人們“加工”，使之多為公益的工具，韓非稱其為“二柄”，使用二柄是必須要通過法律的。韓非說：“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難三篇》）韓非指出法律是以明文規定的，由政府掌管，不容任何地方勢力篡改，並向百姓廣泛宣布的條文。當人們知道什麼情況下會被罰，做了什麼事可以得賞，他們便會集中力量做可以得賞的事，並盡量避免做會被罰的事，如此人們的力量便統一起來了，人們即使是自私的，也正因為人們是自私的，在法律影響下便可以都為了公益而努力。這就是立法以廢私的意思，立法並非要廢掉人們自私的心，而是要廢掉人們隻為私利罔顧公益的行為，亦即是前麵引文中的“私道”。若沒有法律，隻有賞罰，人們還是不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若隻有法律，沒有實際的賞罰，法律也是沒有人會跟從的，而執政者之所以能實際施行賞罰，乃因為他有“術”。
駕馭群臣之術
韓非說：“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定法篇》）所謂術，就是按照能力授予官職，按照職分要求人們負責，掌握殺生的權力，以及檢驗群臣能力的各種方法。能做到以上的事的人，才能把國家管理得井井有條，亦唯如此，法令所要求的賞罰才真正可能實施。術所涉及的範圍很廣，內容也相當豐富和繁雜，現舉一例讓讀者有點印象。
作為君主必須要能監督臣子們的工作，但君主隻有一人，他如何能檢查所有人的所有工作呢？韓非也留意到這個實際問題，所以他說：“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將自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智去舊，臣乃自備。’……明君無為於上，群臣竦懼乎下。”（《主道篇》）這是建議君主不要表現自己的喜好，若讓臣子們知道了自己的喜好，他們就會按著君主的喜好去做事，而不是按事實的需求去做事。例如君主好戰的，臣子們便會爭相主戰以討好君主，至於事實上國家是否適宜參與戰爭，就變成不是主要的考慮；若君主好文學，臣子們便會爭相學習文學，國家政策也會向發展文學傾斜，至於臣子們個人是否喜歡文學，以至國家是否應該多發展文學，也都不是主要的考慮了。因此，為了讓臣子表現真實無虛飾的一麵，並讓國家政策不向任何一方麵傾斜，能夠實事求是地平衡發展，君主便不能表現其自身的好惡和欲望。隻要君主不作任何表示，隻檢驗群臣的實質業績，那麼臣子便隻好戰戰兢兢地把分內事情做好，而不能再通過討好君主而邀功得賞了。術就是這種駕馭群臣的方法。
權勢的重要性
要能推行法和實踐術的先決條件，就是君主的權勢。韓非說：
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則與螾螘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難勢篇》）
這是說：龍和蛇之所以可怕，乃因為它們在雲霧中遊動，顯得神出鬼沒，相當神秘。若是雲霧散了，它們便與蚯蚓無異，沒什麼可怕的。同樣，能幹的人之所以會被無能的人貶低，那就是因為他無權勢；相反，無能的人能叫能幹的人順從他，也隻是因為他有權勢而已。連堯這樣的賢者，若是沒有權勢，他連三個人都管不了；桀這種無能的人成為天子便能亂天下。所以，個人的聰明才幹並不重要，權勢才是人們當依恃的力量。
權勢其實就是製度所賦予的力量，不是個人的力量。不管一個人有多聰明、能幹和武功高強，離開了製度所賦予的權力，他的影響力便非常有限。所以即使是君主，若他沒有把握自己的權勢，利用製度賦予他的力量（主要是任命職務、賞罰和生殺的權力），他便隻有君主的虛銜，根本無所作為。相反，即使一個品位低微、才幹不出眾的人，一旦獲得權勢，他的影響力便相當大了。民主國家中獲選為執政者的，便是這一類人。
總而言之，韓非認為想要管治的人，不論他要管治的是國家、公司，還是什麼組織，他都必須要先從製度中獲得權勢，然後以術來一方麵鞏固這權勢，另一方麵推行讓人民或組織成員為公益而努力的法律。這對於有誌於實踐理想與抱負的人而言，是相當重要的洞見。第一，人不必為自己平庸而感到絕望，因為一個人之所以有所作為，並不是因為他個人的才幹，隻要他懂得依靠製度，便能統合眾人的力量，完成大事。第二，一個人即使很有才幹，他都無法與位高權重的在位者鬥爭。所以，想要認真地實踐抱負的人，不要浪費氣力去與在位者鬥爭，相反，必須在製度裏盡可能獲得權力，而獲得權力的方法，不外乎讓擁有權力的人把權力交給你。在民主社會中，權力最終是在人民，所以便要想辦法得到人民的支持，但在不民主的製度中，例如一些現實中的政府，以及絕大部分商業機構和公司，權力通常就在最高領導層，所以便要想辦法獲得這些人的支持。然而，這也並非易事，而韓非對應該如何獲得在上位者的支持，也有很重要的見解。
韓非侍上的藝術
韓非寫了一篇名叫《難言》的文章，大意是說，要讓君主把自己的話聽進去是十分困難的，主要有兩個原因：（一）還未取得君主的信任；（二）君主愚蠢。他說：“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為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難言篇》）意思是：即使一個人的言論很有道理，君主也未必會接受，反而因為不信任的緣故，說你的壞話，嚴重的還會加害於你。所以即使是有才幹的人要去向賢能的君主進言，隻要未得其信任，無論進言者用什麼方法、語調、修辭和態度，君主都聽不進去。所以若要進言，必須先得到君主的信任。就好像伊尹這個賢能的人，他向湯這賢能的君主進言七十次都沒有被接納，後來隻好待在湯的身邊做個廚師，借機親近湯，日子久了，湯逐漸發現伊尹的才幹，才重用了他。若君主愚蠢，那就不要強求了，因為愚蠢的人很難了解和發現賢能者的才幹，不斷向這些人進言，最終隻會惹來他們的討厭，而不是賞識。在該篇文章中，韓非接著便一口氣舉了差不多二十個賢人的悲慘遭遇為證。所以有理想、有抱負的人首先要確定他要進言的對象是否愚蠢，能不能接納自己的意見，一旦發現其愚蠢，就不要浪費氣力，應該另外尋找能欣賞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