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愛
在上一章中，我們說墨子的理想人生既是一個俠義的人生，也是一個刻苦節用的人生（至少墨者們這樣自我期許）。那麼，墨子的理想社會又是什麼樣子的呢？我們說，是一個兼愛的社會。
墨子在《墨子·兼愛上》中問道：天下何以陷入亂局？答案是因為人們不相愛。天下之所以亂，是因為君父不慈，臣子不孝，盜賊多有。然而君父不慈，是因為他們不愛臣子；臣子所以不孝，是因為不愛君父；盜賊多有，是因為不愛異室。一個社會，若果人們之間能彼此相愛，亂局就不會發生：“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墨子·兼愛中》）意思是說，隻要天下的人彼此相愛，強者就不會壓製弱者，人多的不會劫掠人少的，富人不會欺負窮人，地位高的不輕蔑地位低的，聰明人也不會欺騙愚拙的人。
然而，要使天下人兼相愛，談何容易？墨子的答案是，兼相愛本來不是難事，問題是人們不明白而已。隻要我們明白兼愛之利，實行兼愛雖然看似困難，但其實根本是很容易的事情：
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苟君說之，則士眾能為之。況於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為政，士不以為行故也。（《墨子·兼愛中》）
墨子的意思是說，要人不顧生命危險去打仗，應該是最難的事情了。但是隻要君主喜歡，人民就會做。要人和人相愛應該簡單得多了，愛人、利人，都是得人喜歡的行為，會得到好報。隻要君主鼓勵，沒有行不通的理由。
墨子在這裏無意中說出了人類曆史中最蒼涼的事實：既然要人殺身求名是最難之事，相反，和平就應該是人間最容易的事情。原則上的確如此。要人舍身救人，需要很大勇氣；要攀登絕嶺，需要極強的體能與意誌；要登陸月球，我們需要很先進的科技。唯獨和平，我們什麼都不需要。我們隻要坐在那兒，什麼都不用做，我們就和平了。為什麼在非攻兼愛提出了兩千多年之後，人類還要經曆兩場世界大戰？為什麼中東還是戰火不斷？為什麼世界第一強國還要不斷把自己的人民派到伊拉克，令他們身陷險境？
筆者的答案是，跟墨子的想法剛好相反，兼相愛不是似難實易，而是似易實難。這個難處可以分為兩方麵。第一，兼相愛的困局，是一個典型的囚徒兩難。這是工具理性的局限。第二，兼相愛的難處，又可以以人的非理性因素來解釋。即使人認識到兼愛與和平之利，他們仍會為了偏見、仇恨、貪念等非理性因素而互相攻擊。
先說囚徒兩難。囚徒兩難是一個經濟學常用的比喻。設想有兩個共同犯事的人，分開接受警方的盤問。
在這個情況下，不論甲犯認罪與否，乙犯認罪都對自己有利；相反，不論乙犯認罪與否，甲犯認罪同樣也都對自己有利。吊詭的是，各人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合起來看偏偏是對雙方都最不利的（大家都要坐八年的牢）。
兼愛也是一樣。大家都知道，人人彼此相愛，是對所有人最有利的。但是，第一，我不肯定我愛別人的時候，人家是否真的會報我以愛。第二，就算人家真愛我了，我不回報以愛，那麼我不是白白受惠而得益更多嗎？因此，無論人家愛我不愛我，結果都是我不愛人的得益大些。
另一個困難是偏見和仇恨。有時候，我和別人相爭，並不一定出於實際的利益衝突，而可能是出於其他非理性的因素。比方說仇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就是仇恨的最佳例子。當我的眼睛給仇恨遮蔽之時，利益是不能說服我停戰的。又或者偏見：假使我的偏見告訴我，我的敵人是魔鬼，那麼，我也會不惜代價和這個魔鬼決一死戰。
兼愛能治天下，這是誰都不能反對的事情。可是如何達致兼愛，墨子的答案就略嫌過於簡單了。墨子說，隻要君主喜歡兼愛，人民就會兼愛了。這和儒家所講的“君子之德風（領導人的德行像風），小人之德草（平民的德行像草），草上之風必偃（風一吹草就會順著低頭）”（《論語·顏淵》），好像是同一個意思。但是，儒家同時強調禮樂教化，借此將人民培養得“有恥且格（有羞恥之心，能格正自己的行為）”（《論語·為政》）。墨子則相反，對禮樂持反對態度（見上章）。
兼別之爭
墨子由兼愛而反對別愛。這個主張引起儒、墨兩家之間的激辯。孟子痛斥墨家思想，說“墨氏兼愛，是無父也”，與楊子“為我”而“無君”，並稱“禽獸”（《孟子·滕文公下》）。平心而論，墨子論兼愛，儒者主親親，實在是各有所重，非不相容。然而孟子亦非不能見墨子之是，所以孟子批評墨子說：“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孟子·盡心上》）也就是說，墨子非無所見，問題在於見一而廢百而已。
那麼孟子和墨子之間誰對誰錯呢？我們來細心看一看墨子兼愛的主張是怎樣的。孟子的批評，墨子未嚐沒有考慮：
子墨子曰：“姑嚐本原之孝子之為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為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墨子·兼愛下》）
墨子說，姑且用孝的角度來看兼愛與別愛的問題吧。究竟孝子想人家愛護善待自己的雙親，還是想人家憎惡殘害自己的雙親？究竟我要愛護別人的雙親，人家才會愛護我的雙親，還是要先憎恨別人的雙親，人家才會愛護他們？這裏，墨子的用語是可圈可點的。他沒有正麵肯定孝的價值，隻是說“姑且”從孝的角度來看兼與別的利害，仍然可以看出兼愛的優勢。這樣說來，墨子對於孝道的價值，頂多是中立的。在另一段文字裏，墨子卻肯定地說，兼愛有益於孝道：“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乎？（若使天下人兼相愛，哪還有不孝的人？）視父兄與君若其身，惡施不孝？”（《墨子·兼愛上》）
綜合這兩段引文，我們得出一幅比較完整的圖畫：如果孝道（或者廣泛一點說，是家庭價值）指的是我要愛我家人像愛我自己一樣，墨子對孝道的評價就很明確是正麵的。但是，如果說家庭價值的意思是我們必須愛自己的家人比別人的家人多，那墨子的評價就不那麼正麵了。更仔細地說，墨子就會用兼愛來重新界定所謂的家庭價值了：家庭價值的最高體現，就是待所有人都和自己的家人一樣好。
正是因為這樣的立場，才引出了孟子和墨徒夷子的一場辯論。夷子厚葬自己的父母，孟子問他理由。夷子答：“愛無差等，施由親始。（愛是沒有等級分別的，但施行還是得由親人開始。）”孟子回應，既要說愛無差等，那麼這個施由親始從何而來的呢？這不是把人生的道理硬生生打斷做兩截嗎？所以孟子結論說：“夷子二本故也。”孟子解釋道，把自己的親人和別人的親人同等看待根本就是不符合人性的。兼愛之說的基礎，不外乎是不忍赤子將入於井的惻隱之心，而這個惻隱之心，與親情之說，本來兩不相妨。夷子聽了說：“命之矣（我明白了）。”（《孟子·滕文公上》）
這場辯論固然是孟子勝出了。但是孟子沒有說明，把自己的家人和別人的家人等同起來，有什麼不妥當。我們用現代人的眼光和術語，可以這樣為孟子做補充：家庭是一個很重要的社會單位，它存在的目的，是要同時滿足四個需要。其一為經濟學上的，其二為醫學的，其三為社會學的，其四為心理學的。從經濟學上講，家庭製度能極大地促進人的幸福，因為家庭構成了有效的支援團隊。這個團隊比國家天下小得多，所以成員較能彼此深入了解，有效地處理彼此的問題，滿足彼此的需要。從這個角度看，家庭團隊和任何小團隊的價值都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