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攻
墨子認為，殺戮乃是天下第一等大罪，是以墨子反對侵略，是謂非攻。為了說明這一點，墨子在《墨子·非攻上》提出了一個類比：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眾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殺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
這個類比的意思很簡單：入人園圃偷人桃李者，應該受罰，因偷竊的行為損人利己。殺害無辜，奪人衣服劍戈的，損人更甚，其罪益重。至於發動戰爭者，殺害生靈無數，當然就是罪大惡極了。戰爭不但不義，而且不智：
今嚐計軍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往而靡壞腑爛不反者，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往則碎折靡壞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塗道之脩遠，糧食輟絕而不繼，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飲之不時，饑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為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墨子·非攻下》）
這裏墨子很細致地描述了戰爭對國家的傷害：打一場仗，死人無數，損耗的軍備（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牲畜、糧草，不可勝數，換來的不外是無用的城池和土地。事實上，沒有人的城池土地用來做什麼？戰爭損耗國力，非智者所為。
說墨子非攻，不說是和平主義。在中國曆史上，基本上沒有出現過和平主義的思想，可是幾乎所有的思想，連兵家孫子在內，都多少沾有和平主義的氣質。孫子明言：“攻城之法，為不得已。”（《孫子兵法·謀攻》）明顯地以武裝戰爭為惡。孔子對於戰爭的厭惡，在《論語·衛靈公》之中有生動的記載。衛靈公問孔子打仗的方法，孔子答：“俎豆之事，則嚐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祭祀我懂，打仗嗎？我可沒學過！）”第二天，孔子就離開了衛國。《老子》說：“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三十章）又說：“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戰勝以喪禮處之。”（三十一章）於反戰一點，儒、道、墨三家可說是同出一途。
但是，與堅決反對參戰的和平主義不同，墨者助人守城，就是參與戰爭。不單如此，墨子的所謂“非攻”，說穿了，就是反對侵略，而非反對一切的征討。在《墨子·非攻下》，墨子自己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從前的聖王也打仗，大禹討有苗，湯討伐桀，武王討紂，該怎樣解釋？墨子的答案是，這一類戰爭不叫“攻”，而叫“誅”。這樣說，墨子所謂的非攻，實在就是反侵略。至於所謂義戰，墨子並不反對。然則何謂義戰呢？是義戰與否，最終得以天意為標準。
墨子用禹征有苗的事件為例來說明這一點。當年有苗大亂，有苗不合天意，是有災異為兆的：“日妖宵出（晚上出太陽），雨血三朝（天下血雨三日），龍生於廟，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大地裂開，泉水湧出），五穀變化，民乃大振（大驚）。”（《墨子·非攻下》）夏桀、商紂都是無道的君主，在商湯和周文王起義之時，同樣有災異為征兆。商湯和周文王甚至得到天神親授口諭，叫他們起兵。
我們細看這幾個故事，可以歸納出所謂義戰，有幾個重要特征。第一，其征討之對象，必定是無道的君主。第二，君主之無道，必定會觸怒上天，因而產生災異。第三，征討者必須受天命而為。第四，征討者受命於天，同樣有異象為據。中國人向來有異象的信仰，這一點我們姑且撇開不談。離開了異象，所謂天意，實即道德。無德者不得天命，有德者取而代之，這和儒家的立場完全相符。
但是即使是義戰，也僅是不得已的手段。和儒家一樣，墨子相信有德的君主會得到天下的擁戴，根本無須使用武力。墨子說：“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墨子·非攻下》）理由是，第一，如上所述，以德治國的君主，能享有更豐富的資源。第二，以德治國的君主，能得到天下的擁戴。所謂：“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墨子·非攻下》）就是說，待人寬惠，濟人之急，人心必然會轉到你身上來。這樣，有資源，有人心，當然就強大。不得已打起仗來，也當然有取勝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