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節10

《研究國學應該首先知道的事》一九二三年八月五日初刊於《讀書雜誌》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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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到《讀書雜誌》的編輯部去,看見新寄來的三篇文章:兩篇是胡堇人和劉掞藜二君駁顧頡剛君論古史的;一篇是顧君答劉、胡兩君的信。他們辨駁的問題,我暫時不加入討論,因為我對於這些問題還未曾仔細研究,雖然我是很讚同顧君的意見的。我現在所要說的,是因看了胡、劉二君的文章而聯想到現在研究國學的人有三件應該首先知道的事(應該首先知道的事不限於這三件,不過我現在隻想到這三件罷了)。下麵雖然借著胡、劉二君的文章做個例,其實和胡、劉二君所討論的問題是沒有關係的。

哪三件事?(一)要注意前人辨偽的成績。(二)要敢於“疑古”。(三)治古史不可存“考信於《六藝》”之見。

(一)中國的偽書偽物很多,研究國學的第一步便是辨偽(但辨偽的工夫是常常要用著的,並不限於第一步)。前人辨訂偽書偽物,有許多已有定論的,我們應該首先知道,一則可以免被偽書偽物所欺,二則也可以省卻自己辨訂的工夫。但現在研究國學的人太不注意這事了,所以常要誤認已有定論的偽書偽物為真書真物。如胡堇人君相信峋嶁碑真是夏代之物便是一例。他不知道這是楊慎造的假古董。一般講曆史的人相信明人假造的《竹書紀年》為汲塚舊物;講文學的人相信東晉偽古文《尚書》中的《五子之歌》真是夏代之詩;……都和胡君犯著同樣的毛病。我以為胡應麟的《四部正訛》、姚際恒的《古今偽書考》、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孫誌祖的《家語疏證》、崔述的《考信錄》、康有為的《偽經考》、王國維的《今本竹書紀年疏證》等等辨偽的名著,都是研究國學的人應該先看的書。

(二)僅僅知道了前人辨偽的成績還不夠事,因為前人考訂所未及或不敢認為偽造的書物還很不少。我們研究的時候應該常持懷疑的態度才是。我們要是發見了一部書的可疑之點,便不應該再去輕信它;尤其不應該替它設法彌縫。我看了劉掞藜君論《堯典》的話,覺得他是錯誤的。劉說全本梁啟超君;我現在把梁說錯誤之處說明如下。梁君因《堯典》中有“蠻夷猾夏”一語是“時代錯迕”而疑為偽作(《中國曆史研究法》,再版,頁一七五);又因《堯典》所記中星在公曆紀元前二千四五百年時確是如此,而說“《堯典》最少應有一部分為堯舜時代之真書”(同書,再版,頁一五九)。我以為“猾夏”一語確可認為偽書的證據(梁君此疑,本於其師康有為君的《孔子改製考》,中華民國九年重刻本,卷十二,頁五);而中星的問題卻還不能認為真書的證據。我們說《堯典》是戰國時代的作品,堯舜是“無是公”,“烏有先生”,或者大家不肯相信這話。現在姑且讓步從舊說認《堯典》為古史,堯舜是有這兩個人的。但堯舜是什麼時代的人,我們實在無從知道,因為比較可信的舊史隻有《史記》,《史記》的紀年始於周召共和元年,即公曆紀元前八百四十一年,這以前的年代便絕無可考。堯舜的時代既無從知道,那就不能因《堯典》所記中星合於公曆紀元前二千四五百年時的情形而認它是堯舜時代的真書了。其實《堯典》之不足為信史,梁君也很知道,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明明說《虞夏書》是周人所追述的(頁二八及三七),隻因被“彌縫”之一念所誤,於是總想保存它一部分,認為堯舜時代的真書,而不顧立說之難通了。這個毛病,犯的人最多,所以《中庸》、《禮運》、《毛詩》、《周禮》諸書常常有人揭穿它們可疑之點,而常常有人替它們彌縫。彌縫的原故便是“不敢疑古”。他們總覺得較後的書可以疑,而較古的書不可疑,短書小記可以疑,而高文典冊(尤其是經)不可疑。殊不知學術之有進步全由於學者的善疑,而“贗鼎”最多的國學界尤非用極熾烈的懷疑精神去打掃一番不可。近來如梁啟超君疑《老子》,胡適君和陸侃如君疑《屈賦》,顧頡剛君疑古史,這都是國學界很好的現象。我希望研究國學的人都要有他們這樣懷疑的精神。

(三)我覺得胡、劉二君的文章中很有“信經”的色彩,因此聯想到現在治古史的人仍舊不脫二千年來“考信於《六藝》”的傳統見解。他們認經是最可信任的史料,我以為不然。我現在且不談我的“離經叛道非聖無法的《六經》論”,姑照舊說講,也不能說經是最可信任的史料。舊時說經,有“今文家”、“古文家”、“宋儒”三派,雖彼此立說不同,但總不出“受命改製”、“王道聖功”這些話的範圍,沒有說到它在史料上的價值。到了近代,章學誠和章炳麟師都主張“《六經》皆史”,就是說孔丘作《六經》是修史。這話本有許多講不通的地方,現在且不論。但我們即使完全讓步,承認二章之說,我們又應該知道,這幾部曆史之信實的價值遠在《史記》和《新唐書》之下,因為孔丘所得的史料遠不及司馬遷、宋祁、歐陽修諸人,“夏禮殷禮不足徵”之語便是鐵證。梁玉繩對於《史記》還要“置疑”,吳縝對於《新唐書》還要“糾謬”,則我們對於《六經》更應當持“置疑”“糾謬”的態度,斷不可無條件的信任它的。

一九二三,六,二五,於北京。

〖=D(〗《論〈莊子〉真偽書》一九二六年六月初刊於北京樸社出版的《古史辯》第一冊下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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頡剛先生:

今本《莊子》三十三篇,思想跟文章前後不一致,說它不全是莊先生個人的著作,自然是對的。但像蘇老大疑心《盜蹠》、《漁父》、《讓王》、《說劍》這幾篇靠不住,拿它們太對不起孔二先生做理由,這卻是不能成立的。在那位“改了姓,更了名,喚做漢高祖”的劉老三排了道子,走到山東,請孔二先生的鬼魂吃牛肉以前,尤其是在董道士奏請那位“文成將軍跟五利將軍的信士弟子”劉徹“定孔教為國教”以前,孔二先生的徒子徒孫雖然布滿天下,可是他老人家的地位實在跟墨老爹、莊先生這班人是平等的,墨、莊諸公不讚成他的見解,向他開開玩笑,說幾句尖刻俏皮的話來挖苦他,本不算什麼一回事;不像董道士以後,誰要敢對他瞪一瞪眼,挺一挺胸,馬上會有人來把你揪到“兩觀”之下,“嚓”地一聲,腦袋瓜兒就得跟脖梗子告別了也。所以,說《墨子·非儒》不像《兼愛》,《莊子·盜蹠》不像《齊物論》,若相信《兼愛》跟《齊物論》是墨、莊兩公的大著,則《非儒》跟《盜蹠》便不是他們倆的大著,這樣說法是可以的。(據我看來,《盜蹠》的思想跟《胠篋》實在不差什麼,跟《老子》第十八、十九兩章也很相同,不過他說得更淋漓盡致罷了。)但即使如此,還是不能斷定他們倆沒有糟蹋過孔二先生。有人說,《莊子》的《內篇》最精深,《外篇》便遠不及《內篇》了,《雜篇》則尤為淺薄。這話也不可靠。即如《雜篇》中之《天下》,真是一篇極精博的“晚周思想總論”,雖然這不見得是莊先生親筆寫的。

您前年給我的信論《老子》跟道家極精辟。關於《莊子》真偽問題,我希望你也賜教一二。

玄同。一九二五,八,二十四。

〖=D(〗《古今音韻變遷總論》為《國音沿革六講》的第一講。《國音沿革六講》是錢玄同一九二○年在國語講習所的授課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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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古今音韻變遷總論〖=〗

1.現在注音字母已經公布了。《國音字典》已經出版了。中華民國國語的標準音從此規定了。這是幾年以來最可欣喜的一件事。

但是一班好古的成見很深的人,對於這注音字母,總說他不成個東西。就是不懷好古的成見的人,也未嚐不以為注音字母這樣東西,不過供那班失學的人寫信記賬的用處;在聲音學上,是講不出什麼道理來的。即如聲音簡少一端,已是證明其沒有價值;而況所注的字音,往往與舊韻書不合。所以注音字母在學術上是沒有他站的地位。

現在抱上列兩種見解的人,實在很多。

其實這兩種見解都是謬誤的。若用曆史的眼光觀察,則知注音字母的音比舊紐舊韻簡少,《國音字典》的讀音不同於《廣韻》諸書,這是古今聲音有異同的問題,斷不能說他孰是孰非。我們應該知道:注音字母是中華民國的標準音,那《廣韻》是隋唐宋這些時代的標準音,其他如《中原音韻》和《洪武正韻》是元明時代的標準音,近人所考定的古音十九紐和二十八韻是周秦時代的標準音。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標準音,彼此雖不是完全差異,卻總有許多不同之點。

我們若把各時代的標準音彼此不同之點解釋明白,則抱上列兩種謬誤見解的人,必可恍然大悟:知道注音字母自有他相當的價值;而以前的種種舊韻書的價值,也決不能比注音字母高一點。

2.現在要把古今各時代的標準音分期說明。

古今標準音的變遷,可以分作六期講——

第一期,紀元前十一世紀到前三世紀(周秦)。

第二期,前二世紀到二世紀(兩漢)。

第三期,三世紀到六世紀(魏晉南北朝)。

第四期,七世紀到十三世紀(隋唐宋)。

第五期,十四世紀到十九世紀(元明清)。

第六期,二十世紀(中華民國)。

上麵所說各期的起迄,並非精密的劃分,不過略記時期,圖講解上的便利罷了。

各期的標準音不同之點如下:

第一期的音

3.第一期的音,以前的人都稱他為“古音”。但是就現在講起來,不但第一期的音是古音,那第二、三、四、五期的音,也一律都是古音,所以若單稱第一期的音為古音,實在是不對的。前人稱他為古音的原故,是因為他們有一種尊古蔑今的成見:他們拿唐朝的《三十六字母》和宋朝的《廣韻》認為金科玉律,說這是永久不變的標準音;對於元明以來的音,認為不可依據的誤音。因此,便稱唐宋的音為“今音”。可是周秦的音,既因為和唐宋不同,不能劃歸今音區域之內;又因為時代比唐宋更古,不便認為誤音。因此,便稱他為“古音”了。由這種尊古蔑今的成見生出來的名稱,我們現在當然不能沿用。現在對於這期的,應該直稱他為“周秦時代的音”,才是不錯。

4.為什麼不講到周朝以前的音呢?因為我們現在考證隋唐以前的標準音,除了字書和雙聲疊韻的字以外,就是依據那時候的詩歌,拿他用韻的字來考那時候的韻部。周朝以前的文章,隻有《尚書》裏還存留四五篇。那四五篇文章之中,可以作為考證聲音之材料的,真是絕無僅有。我們斷不能據了斷簡殘篇中間幾個字,就認為可得唐虞夏殷四代的標準音。《尚書》以外的古書,就要推《詩經》了。《詩經》中間的詩,時代最古的,就是《周南》。《周南》是周文王時候的詩,雖在殷朝末年,卻可以歸到周朝來算。既然從這時候起才有詩歌的用韻可考,那麼,講前代的標準音,自然隻能從周朝講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