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節1
〖=A(〗致陳獨秀（讚文藝改良附論中國文學之分期）〖=〗
獨秀先生左右：頃見六號《新青年》胡適之先生《文學芻議》，極為佩服。其斥駢文不通之句，及主張白話體文學說最精辟。公前疑其所謂文法之結構為講求Gramma，今知其為修辭學，當亦深以為然也。具此識力，而言改良文藝，其結果必佳良無疑。惟選學妖孽，桐城謬種，見此又不知若何咒罵，雖然得此輩多咒罵一聲，便是價值增加一分也。
日前見公所擬大學文科中國文學門課程表，似以魏晉至唐宋為第二期，元明清為第三期。鄙意宋世文學，實為啟後，非是承前。詞開曲先，固不待言，即歐、蘇之文，實啟歸、方，其與昌黎、柳州，諒為貌同而心異。又如說理之文，以語錄為大宗，以白話說理，尤前此所無。小說是近世文學中之傑構，亦自宋始。（以前小說如《虞初》、《世說》，為野史而非文學作品。唐代小說，描畫淫褻，稱道鬼怪，乃輕薄文人浮豔之作，與紀昀、蒲鬆齡所著相同，於文學上實無大價值，斷不能與《水滸》、《紅樓》、《儒林外史》諸書相提並論也。）故鄙意中國文學，當以自魏至唐為一期，自宋至清為一期，質之高明，以為然否？（後略）
錢玄同上言
〖=S(〗《致陳獨秀》一九一七年三月一日初刊於《新青年》第三卷第一號。〖=〗
〖=0(〗致陳獨秀（反對用典及其他）〖=〗
〖=A(〗致陳獨秀（反對用典及其他）〖=〗
獨秀先生鑒：胡適之君之《文學改良芻議》，其陳義之精美，前已為公言之矣。茲反複細讀，竊有私見數端，願與公商榷之。倘得藉雜誌餘幅，以就教於胡君，尤所私幸。
胡君“不用典”之論最精，實足祛千年來腐臭文學之積弊。嚐謂齊梁以前之文學，如《詩經》、《楚辭》及漢魏之歌詩、樂府等，從無用典者。（古代文學，白描體外，隻有比興。比興之體，當與胡君所謂“廣義之典”為同類，與後世以表象之語直代實事者迥異。）短如《箜篌引》（文為“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當奈公何”），長如《焦仲卿妻詩》，皆純為白描，不用一典，而作詩者之情感，詩中人之狀況，皆如一一活現於紙上。《焦仲卿妻詩》尤與白話之體無殊，至今已越千七百年，讀之，猶如作詩之人與我麵談，此等優美文學，豈後世用典者所能夢見。（後世如杜甫、白居易之“寫實體”亦皆見此優美。然如《長恨歌》中，雜用“小玉”、“雙成”二典，便覺可厭。）自後世文人無鑄造新詞之材，乃力競趨於用典，以欺世人，不學者從而震驚之，以淵博相稱譽。於是習非成是，一若文不用典，即為儉學之征，此實文學窳敗之一大原因。胡君辭而辟之，誠知本矣。惟於“狹義之典”，胡君雖主張不用，顧又謂“工者偶一用之，未為不可”，則似猶未免依違於俗論。弟以為凡用典者，無論工拙，皆為行文之疵病。即如胡君所舉五事，1、3、5雖曰工切，亦是無謂。胡君自評，謂“其實此種詩盡可不作”，最為直捷痛快之論。若2所舉之蘇詩，胡君已有“近於纖巧”之論。弟以為蘇軾此種詞句，在不知文學之鬥方名士讀之，必讚為詞令妙品，其實索然無味，隻覺可厭，直是用典之拙者耳。4所舉江亢虎之誄文，胡君稱其“用趙宣子一典甚工切”，弟實不知其佳處。至如“未懸太白”一語，正犯胡君用典之拙者之第五條。胡君知“灞橋”、“陽關”、“渭城”、“蓴鱸”為“古事之實有所指，不可移用”，則宜知護國軍本無所謂“太白旗”，彼時縱然殺了袁世凱，當不能沿用“梟首示眾”之舊例，如是則“懸太白”三字，無一合於事實，非用典之拙者而何？故弟意胡君所謂用典之工者，亦未為可用也。
文學之文，用典已為下乘；若普通應用之文，尤須老老實實講話，務期老嫗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語代事實者，尤為惡劣。章太炎先生嚐謂公牘中用“水落石出”、“剜肉補瘡”諸詞為不雅。亡友胡仰曾君謂曾見某處告誡軍人之文，有曰：“此偶合之烏，難保無害群之馬。果爾以有限之血蚨，養無數之飛蝗”，此不通已極。滿清及洪憲時代司法不獨立，州縣長官遇婚姻訟事，往往喜用濫惡之四六為判詞。既以自炫其淹博，又藉以肆其輕薄之口吻。比雖官吏心術之罪惡，亦由此等濫惡之四六有以助之也。弟以為古代文學，最為樸實真摯。始壞於東漢，以其浮詞多而真意少。弊盛於齊梁，以其漸多用典也。唐宋四六，除用典外，別無他事，實為文學“燕山外史”中之最下劣者。至於近世《聊齋誌異》、《淞隱漫錄》諸書，直可謂全篇不通。戲曲小說，為近代文學之正宗。小說因多用白話之故，用典之病少。（白話中罕有用典者。胡君主張采用白話，不特以今人操今語，於理為順，即為驅除用典計，亦以用白話為宜。蒙於胡君采用白話之論，固絕對讚同者也。）傳奇諸作，即不能免用典之弊。元曲中喜用《四書》文句，尤為拉雜可厭。弟為此論，非榮古賤今。弟對於古今文體、造句之變遷，決不以為古勝於今，亦與胡君所謂“有《尚書》之文，有先秦諸子之文，有司馬遷、班固之文，有韓、柳、歐、蘇之文，有語錄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進化”同意，惟用典一層，確為後人劣於前人之處，事實昭彰不能為諱也。
用典以外尚有一事，其弊與用典相似，亦為行文所當戒絕者，則人之稱謂是也。人之有名，不過一種記號。夏殷以前，人止一名，與今之西人相同。自周世尚文，於是有“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種種繁稱，已大可厭矣。六朝重門第，爭標郡望。唐宋以後，“峰泉溪橋樓亭軒館”別號日繁，於是一人之記號，多乃至數十。每有眾所共知之人，一易其名稱，竟茫然不識為誰氏者。一翻《宋元學案》目錄，便覺頭腦疼痛者，即以此故。而自昔文學之文，於此等稱謂，尤喜避去習見，改用隱僻；甚或刪削本名，或別創新稱；近時流行，更可駭怪。如“湘鄉”、“合肥”、“南海”、“新會”、“項城”、“黃陂”、“善化”、“河間”等等，專以地名名人，一若其地往古來今，即此一人可為代表者然，非特使不知者無從臆想，即揆諸情理，豈得謂平？故弟意今後文學，凡稱人，悉用其姓名，不可再以郡望、別號、地名等等相攝代。（又官名地名須從當時名稱，此前世文人所已言者，雖桐城派諸公，亦知此理。然昔人所論，但謂金石文學及曆史傳記體宜然，鄙意文學之文，亦當守此格律。又文中所用事物名稱，道古時事，自當從古稱，若道現代事，必當從今稱。故如古稱“冠、履、袷、籩、豆、尊、鼎”，僅可用於道古。若道今事，必當改用“帽、鞋、領、袴、盌、壺、鍋”諸名，斷不宜效法“不敢題糕”之迂謬見解。）
一文之中，有駢有散，悉由自然。凡作一文，欲其句句相對，與欲其句句不相對者，皆妄也。桐城派人鄙夷六朝駢偶，謂韓愈作散文，為古文之正宗。然觀《原道》一篇，起首仁義二句，與道德二句相對。下文雲“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又雲“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皆駢偶之句也。阮元以孔子《文言》為駢文之祖，因謂文必駢儷。（近人儀征某君即篤信其說，行文必取駢儷。嚐見其所撰經解，乃似墓誌。又某君之文，專務改去常用之字，以同訓詁之隱僻字代之，大有“夜夢不祥，開門大吉”改為“宵寐匪禎，辟劄洪庥”之風，此又與用僻典同病。）則當詰之曰，然則《春秋》一萬八千字之經文，亦孔子所作，何緣不作駢儷？豈文才既竭，有所謝短乎？弟以為今後文學，律詩可廢，以其中四句必須對偶，且須調平仄也。若駢散之事，當一任其自然，如胡君所謂“近於語言之自然而無牽強刻削之跡”者，此等駢句，自在當用之列。
胡君所雲“須講文法”，此不但今人多不講求，即古書中亦多此病。如《樂毅報燕惠王書》中“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二語，意謂齊國汶上之篁，今植於燕之薊丘也。江淹《恨賦》“孤臣危涕，孽子墜心”，實危心墜涕也。杜詩“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香稻與鸚鵡，碧梧與鳳皇，皆主賓倒置，此皆古人不通之句也。《史記裴駰集解序索隱》有句曰：“正是冀望聖賢，勝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愈於《論語》不有博弈者乎之人耳。”凡見此句者，殆無不失笑。然如此生吞活剝之引用成語，在文學文中亦殊不少，宋四六中，尤不勝枚舉。
語錄以白話說理，詞曲以白話為美文，此為文章之進化，實今後言文一致之起點。此等白話文章，其價值遠在所謂“桐城派之文”、“江西派之詩”之上，此蒙所深信而不疑者也。至於小說為近代文學之正宗，此亦至確不易之論。惟此皆就文體言之耳，若論詞曲小說諸著在文學上之價值，竊謂仍當以胡君“情感”、“思想”兩事為標準。無此兩事之詞曲小說，其無價值亦與“桐城派之文”、“江西派之詩”相等。故如元人雜曲及《西廂記》、《長生殿》、《牧丹亭》、《燕子箋》之類，詞句雖或可觀，然以無“高尚思想”、“真摯情感”之故，終覺無甚意味。至於小說，非誨淫誨盜之作（誨淫之作，從略不舉。誨盜之作，如《七俠五義》之類是。《紅樓夢》斷非誨淫，實足寫驕侈家庭，澆漓薄俗，腐敗官僚、紈絝公子耳。《水滸》尤非誨盜之作，其全書主腦所在，不外“官逼民反”一義，施耐庵實有社會黨人之思想也），即神怪不經之談（如《西遊記》、《封神傳》之類），否則以迂謬之見解，造前代之野史（如《三國演義》、《說嶽》之類），最下者，所謂“小姐後花園贈衣物”、“落難公子中狀元”之類，千篇一律，不勝縷指。故詞曲小說，誠為文學正宗，而關於詞曲小說之作，其有價值者則殊鮮。（前此所謂文學家者，類皆喜描寫男女情愛，然此等筆墨若，用寫實派文學之眼光去做，自有最高之價值。若出於一己之儇薄思想，以穢褻之文筆，表示其肉麻之風流，則無絲毫價值之可言。前世文人，屬於前者殆絕無，屬於後者則滔滔皆是。）以蒙寡陋，以為傳奇之中，惟《桃花扇》最有價值。小說之有價值者，不過施耐庵之《水滸》、曹雪芹之《紅樓夢》、吳敬梓之《儒林外史》三書耳。今世小說，惟李伯元之《官場現形記》、吳趼人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曾孟樸之《孽海花》三書為有價值。曼殊上人思想高潔，所為小說，描寫人生真處，足為新文學之始基乎。此外作者，皆所謂公等碌碌，無足置齒者矣。劉鐵雲之《老殘遊記》，胡君亦頗推許，吾則以為其書中惟寫毓賢殘民以逞一段為佳，其他所論，大抵皆老新黨頭腦不甚清晰之見解。黃龍子論“北拳南革”一段信口雌黃，尤足令人忍俊不禁。
總之小說戲劇，皆文學之正宗，論其理固然。而返觀中國之小說戲劇，與歐洲殆不可同年而語。小說略如上節所述，至於戲劇一道，南北曲及昆腔，雖鮮高尚之思想，而詞句尚斐然可觀。若今之京調戲，理想既無，文章又極惡劣不通，固不可因其為戲劇之故，遂謂有文學上之價值也。（假使當時編京調戲本者，能全用白話，當不至濫惡若此。）又中國戲劇，專重唱工，所唱之文句，聽者本不求其解，而戲子打臉之離奇，舞台設備之幼稚，無一足以動人情感。夫戲中扮演，本期確肖實人實事，即觀向來“優孟衣冠”一語，可知戲子扮演古人，當如優孟之像孫叔敖，苟其不肖，即與演劇之義不合，顧何以今之戲子絕不注意此點乎？戲劇本為高等文學，而中國之戲，編自市井無知之手，文人學士不屑過問焉，則拙劣惡濫固宜。弟嚐為滑稽之比喻，謂中國之舊戲如駢文，外國之新戲如白話小說。以駢文外貌雖極炳烺，而叩其實質，固空無所有，即其敷引故實，泛填詞藻之處，苟逐字逐句為之解釋，則事理文理不通者殊多。舊戲之僅以唱工見長，而扮相布景舉不合於實人實事，正同此例。白話小說能曲折達意，某也賢，某也不肖，俱可描摹其口吻神情，故讀白話小說，恍如與書中人麵語。新戲講究布景，人物登場，語言神氣務求與真者酷肖，使觀之者幾忘其為舞台扮演，故曰與白話小說為同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