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開放的外交理念。延安偏僻落後，中國共產黨的延安時期是艱苦中發展的時期。這樣的環境與背景下提出並堅持開放的外交理念是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創舉。1936年，剛剛長征到達陝北的毛澤東就在保安鎮上接待了來自美國的記者埃德加·斯諾，同他談論著國際局勢並準確地預測了中國即將到來的形勢變化和結果。斯諾帶給世人的信息是兩方麵的，一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遠見卓識和偉大號召力，二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開放胸懷。延安是被國民黨重兵封鎖的地方，但延安卻是那時的中國最開放的地方。中國共產黨製定了各種政策吸引著一切外來的友人、遊人，盡可能為他們提供可能的幫助，甚至已經在用優惠的政策吸引企業家和商人到延安投資。外來的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士在這裏都可以自由的參觀和訪問，而且來去自由。中國北部山區一個地圖上都找不到的小地方竟然彙聚起世界多個民族和國家的各種各樣的人們，這的確是一個奇跡。至今這裏仍然因此吸引著成千上萬的中外遊人來探究其中的奧秘。不僅如此，開放的理念還滲透在中國共產黨人初步形成的外交思想和正在進行的外交實踐中。尚未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已經開始從世界的大局中為中國尋找合適而又有利的位置，準備同政治製度完全不同的國家開展政治和經濟的合作，準備同大國保持一種平等的而不是依附的合作關係。為此，毛澤東等黨的主要領導人都曾親自充當對外政策的宣傳員，用真誠的態度、客觀的事實感染著每一位來延安的中外人士。可以說，謝維斯等美軍觀察組成員正是在這樣的感召下作出了對中國共產黨的客觀判斷。也正是在開放的外交理念的指導下，我黨才可能在抗戰中積極推動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建立，積極主動地同一切可以合作的國家和人民進行合作，也才能夠使世界人民認識中國共產黨及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主張。經過了延安的十三年，經過了抗戰的八年，中國共產黨用自己的開放證實了自己的偉大與正確，用自己的開放吸引著越來越多的支持者，從而為新中國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縱觀我黨在延安時期的外交探索與實踐，以上幾點也許尚不足以概括其全部的特征，更無法涵蓋其中包含的寶貴經驗。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延安眾多的輝煌成就中，外交成就是其中濃墨重彩的閃光點。從最初的民間外交到後來的官方外交，我們黨在一次次的外交嚐試中摸索出寶貴的經驗，逐漸地構築出中國共產黨基本的外交原則、外交方針，豐富和完善著我黨外交思想的寶庫。在艱苦而特殊的戰爭環境中，我們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用他們的智慧和熱情，用他們不懈的努力與真誠，打開了通向全國、通向全世界的通道，把被國民黨層層包圍、偏僻落後的延安一步步引向全中國、全世界，同時也把一個鬥爭中處於弱勢的政治力量推向強盛。這個過程中所蘊含的外交理論是值得我們欽佩，更值得我們研究的。在改革開放的今天，中國仍然麵臨著極其複雜的國際環境，中國共產黨人締造並領導的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政治製度仍然為許多國家的政府所懷疑甚至敵視。伴隨著中國的日益強大，讓世界了解開放的中國、在強盛的過程中讓世界接受友好的中國依然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外交課題。回顧延安時期這一段曆史，或者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鑒。
（馮建玫 本文原載於《理論月刊》200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