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
欲說還
休
人過四十歲，往往就不免回憶。回憶好不好？有人說
一回憶，就表明人老了；也有人說回憶過去才能更好地
展望將來……一筆糊塗賬，永也算不清的。拋開這價值
判斷，說我自己的，如今，回憶切切實實地闖到生活中來
了。好也罷，壞也罷，它才不管你！因此也隻好接受現
實。這次接到阿瀅兄的約稿信，就更有充分的理由，盡情
地回憶一下了。
但是說起我的中學時代，真是欲說還休：竟不知從何
說起，甚而不知有何可說了。乏善可陳麼？也不是。問
題在什麼是“善”也說不清，遑論“可陳”？在我的視界
裏，舊時歲月，直如掛在牆上的一幅畫，年代越久遠，就
越顯出斑駁、滄桑的麵貌來。當初覺得美的，經歲月的蝕
染，如今重新審視，業已失去了原來的豔麗。何況那種豔
麗，還籠罩著當時特殊的色彩！如今，時過境遷，不要說
別人看來會覺得沒什麼意思，就是我自己，也已經不複是
當年的我，昔日的流年碎影，在日漸消逝的時間河流裏，
也就全都改變了原初之色。但是，不管怎樣，凡已然的，
均不可改。即便是不堪回首的，也已經定格於曆史的鏡頭
中。至少，也還有些古董價值吧。語雲，“敝帚自珍”，
其此之謂歟？所以，思來想去，還是想實事求是，有什麼
說什麼。好在約稿信中有偏重“文化情趣養成”這個要
求，也就可以刪繁就簡，多畫鄭板橋所謂“三秋樹”了。
我幸或不幸，出生於一九六三年。幸，是所謂“三年
困難時期”已過，沒有趕上挨餓的大饑饉。日前讀楊繩
祖先生的《墓碑》，真為自己長出了一口氣。要是早生幾
年，還不知道現在能否在這裏寫這篇稿子呢！不幸，是我
中學開始之際，正是一九七六年年初。那時候，天下依舊
大亂，偉人預言的大治一直沒有到來。盡管還是世事懵懂
的孩子，也隨著大人們一通亂：寫大字報、批判稿，畫
“批判黨內不肯悔改的走資派”的牆報，唱《黨中央兩個
決議威力大》歌曲……糊裏糊塗地走進了中學階段。一月
八日周恩來逝世，四月五號天安門廣場鬧事，批鄧“反擊
右傾翻案風”，九月九日毛澤東逝世，都是印象較深的世
事。那個時期的生活，除了潛意識的積澱，實在說不出有
什麼其他遺痕。但是現在看來，這種潛意識的積澱，對人
的影響實在大矣哉——一個人在成長最重要的時期，環境
的熏陶、影響，常常在不知不覺中發揮著潛移默化的作
用，在判斷力尚未養成的孩子這裏，這種熏陶就更為突
我的中學時代
出。它使得你的骨子裏都是那些你所接觸到的東西，行為
方式、思維方式、話語方式甚至語彙、語風……都打上了
鮮明的烙印，讓你在不經思考的狀態下，自然流露出來
的，都是這些東西。這是今天回憶起來，讓我最感痛心
的。記得十幾年前與張中行先生聊天，還說到這個話題。
我說：“您是從森林被抓進籠子的老虎，知道森林裏是什
麼樣，那種認識是感性的，切身的，而我們是出生在籠子
裏的，隻是靠耳朵的聽，才知道森林裏是什麼樣。可是骨
子裏充斥的，都是籠子裏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可
惜，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孟德斯鳩臨終前，麵對神甫的
質問，也曾慨歎：“帝力之大，如吾力之為微。”如今，
這段少年最初的經曆，令我始終生活在一種苦痛之中：腦
子裏自然流露的，都是那樣一種特定的“文革”式的思維
方式，話語方式也是標準的“文革”語體……唯一能做
的，隻是不斷地提醒自己：對遺存於身上的毒素，要時刻
保持警惕！“終日乾乾，夕惕若”，靠讀書來大劑量排
毒，庶幾能使自己盡最大量地擺脫——不過，這已經是後
話了。
真正開始讓我的眼界開闊起來，接觸具有一點文化色
彩的東西，還是“文革”結束之後。隻說我所喜歡的京戲
吧。從小，我是聽著樣板戲長大的，對京劇情有獨鍾。在
那裏，還懂得了一點修辭：“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
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來的都是客，全憑嘴一張，
相逢開口笑，過後不思量，人一走，茶就涼”（《沙家
浜》）。“你的財寶車兒載，船兒裝；千車也載不盡，萬
船也裝不完”（《紅燈記》）。“朔風吹，林濤吼，峽穀
震蕩。望飛雪，漫天舞，巍巍叢山披銀裝”（《智取威虎
山》）。……盡管還不全懂那詞曲的奧妙，但畢竟讓我在
那個荒漠化的年代，還多少了解了一點兒語言的魅力。然
而可憐的是，除了《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
等現代戲之外，根本不知道還有古裝戲。搜索枯腸，記憶
裏隻在一位貫姓同學家看過劫餘的一張貫大元的戲照。
貫大元是我們同村鄉黨，曾聽老人說過他的逸事。直到
一九七八年初，寒假前，古裝戲《楊門女將》首演，在村
部的大院裏，隻有一個十二英寸黑白電視，大家擠著看。
我也夾在人群中，踮著腳，好奇地看。從那時起，我才知
道有這樣的京戲——穿著與今天完全不同的服裝，說著那
樣一種怪聲怪調卻又很有味道的話，表演那麼有趣卻又奇
怪。看完，聽老人們閑話《十二寡婦西征》《穆桂英大破
天門陣》……那故事遙遠、神秘，深深吸引著我。對未知
世界的好奇，讓我的心裏惦記著這神奇的戲與故事。
終於有一天，電視台要重播這部戲。我的一位老師，
是“文革”前畢業的大學生，也喜歡京戲，知道我好奇，
叫我一起看。記得是一個晚上，在學校的一間小屋裏，剛
剛買了沒幾天的十二英寸黑白電視前，我們早早地坐好，
等著欣賞。第一場《壽堂改靈堂》，我被劇情深深地打動
了。老師在一旁，一邊聽一邊給我講：寇準是老生，馮誌
孝扮演，馬連良的高徒，除嗓音外，深得馬派幽默、輕
我的中學時代
巧的真髓。還有那位王大人，演員名字忘記了，名醜，演
得也好。楊秋玲飾的穆桂英，青衣兼刀馬旦；《探穀》一
場，曲牌叫高波子，很好聽；尤其肖潤增扮演的采藥老
人，言派老生，曲折婉轉而又不乏蒼涼……老師聽得入
神，跟著一起唱。我在一邊，雖然不全領會，但電視裏精
彩的表演，老師那如醉如癡的神態，把我深深地感動了。
原來京戲竟這麼美！
“還有更好的哪！”老師對我說。從此，跟著他，我
知道了京劇的行當：老生、小生、武生、青衣、花旦、
刀馬旦、花臉（架子花、銅錘），文醜、武醜……知道了
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須生、蕭長華、金少山、裘盛
戎、侯喜瑞、郝壽辰、馬富祿、葉盛蘭……知道了富連成
科班、中華戲校、四大徽班進京……這些戲曲知識，都是
在課外，由老師一點一滴地傳授給我的。如果說我在戲曲
上還有一些了解，那隻是因為遇到了一位好老師。所以，
在我走上講台之後，我深切地感受到，學生所學，跟老師
的知識水平關係甚密。如今課程改革方興未艾，其實說到
底，也還是教師的問題。作為文化的傳承者，教師自己對
文化一無所知，或知之不多、知之不深，傳承什麼？怎麼
傳承？另一方麵，我也意識到，文化的傳承，要靠人，而
不是別的東西。受之於前，施之於後，此之謂傳承也。這
對我後來的教書生涯，影響是較大的。
再說讀書。幾年前讀止庵兄《插花地冊子》，看到
他在中學時代甚至更早，讀了那麼多書，而且得到他的
父親——詩人沙鷗先生和其他父執輩的指導，我真羨慕不
已。那真是得天獨厚！我福薄，父親隻念過幾年私塾，認
識幾個字，母親是“睜眼瞎”，家學是沒有的。所幸者是
卜居之地為孟母三遷之後的所在，比鄰學校，算是跟“文
化”有了一點親近關係，沾染了昔日覺得可貴、今日覺得
可憐的一點點文化味，讓我在鐵屋子裏略微睜開了蒙矓的
睡眼。想起來，既慶幸，又悲哀，隻得長歎一聲：命也
夫！命也夫！
到後來，初中的後半段，加上高中三年，社會形勢變
了，科學文化知識成了最吃香的事物。“文革”期間，
流傳的順口溜“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一度改
為“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確，從前招工進
城，擺脫農門，移居城市，都是那些“長者”之後。後來
考大學，全憑知識，不論出身，很多社會邊緣人物的子
弟，憑借自己的本事，走進大學，接受高等教育，真是揚
眉吐氣啊！語雲“草上之風必偃”，這風氣，改變了社
會。我們開始努力學習了。徐遲寫陳景潤的《哥德巴赫猜
想》發表，更是鼓風吹火，讓我們焚膏繼晷、夜以繼日地
念書、解題，看誰做得多，得分高。高者自然可以進入好
學校——重點中學。我有幸，因為遇到一位好老師，在初
中後半段開始喜歡物理學科。讀初中二年級時，就已經把
初中的所有物理課自學完畢。記得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還
獲得了全縣首屆中學生物理競賽一等獎，得到了一支價值
九元錢（這在當年可是一筆大數字）的上海產英雄金筆。
我的中學時代
後來，更有幸的是，於一九七九年進入北京市一所重點中
學讀高中。但是今天回想起來，那哪裏叫讀書啊！早晨起
來要晨練，然後每天就是上課、做題，晚自習一直到十點
半。結果呢？解題能力有了，還考上了大學，然而說到人
文素養，可惜，檢點起來，卻是微乎哉，不多也！
也不能說一無所獲。在知識上開闊了眼界：摩爾根、
孟德爾的遺傳學理論，保裏不相容原理……讓我們了解了
世界的奇妙；數學的嚴密，讓我們體會到了上帝的嚴謹、
和諧與一絲不苟……這些，大多還是後來進一步思考、追
認的結果。如果說到人文，就實在慚愧了。那時候，我們
的生活與藝術、人文是絕緣的。音樂、美術，因為與大的
實現“四化”、小的高考無關，所以進不了課表。記得唯
一的文化娛樂，是每天中午，大家買了飯，都端著，到學
校東麵的一堵牆邊集中——牆外的一家有收音機，每天中
午電台播放劉蘭芳評書《嶽飛傳》，吸引著我們一大幫愛
好文史的，在那裏一邊吃，一邊享受。一大群人，擠在一
處，成了彼時學校的一道風景。現在還記得劉蘭芳女士那
幽默鏗鏘的話語：“機靈鬼兒透亮奔兒，小金豆子不吃虧
兒，拔根汗毛那都是空的！……”
不過，這樣的學校教育，也是不得已。我們這個民
族，和世界相比，落後得太多。“老子欠賬兒子還！”真
是一句經典名言。祖先欠的賬，如今真要子孫來還了。
這是我們這一代為民族發展付出的代價，還有什麼可說的
呢？
這樣說，有點文不對題，隻好再加檢點，所幸也還有
一點可憐的遺存。其一，是前麵所說聽劉蘭芳女士評書，
清楚記得的，還有裏麵對書香門第的描述：窗明幾淨，擺
放著圖書，四壁掛的都是名家字畫……那成了我當初最向
往的“家”的境界。老師知我有此想往，推薦給我一副長
聯：“滄海日、赤城霞、峨眉雪、巫山雲、洞庭月、彭蠡
煙、瀟湘雨、廣陵濤、匡廬瀑布，合宇宙奇觀繪吾齋壁；
青蓮詩、摩詰畫、左傳文、馬遷史、薛濤箋、右軍帖、
南華經、襄陽賦、屈子離騷，收古今絕藝置我山窗。”現
在，我的家裏庶幾如是。“靡不有初”，回思前塵，這大
概是讀書種子悄然植根的可憐的初始吧。其二，是在高中
階段，我因為身體原因（學習壓力大，神經衰弱），休學
一年。本來高中兩年（改製為三年，是一九八五年之後的
事），我度過了三年。正是利用這一年的時間，我讀了幾
本書。當然也是無計劃、無係統，不可能像止庵兄那樣。
可這在我，在我們那些同學中，已經算是頗可引以為豪的
了。如今回憶起來，記得的有雨果的《海上勞工》《巴黎
聖母院》，托爾斯泰的《複活》《安娜·卡列尼娜》，莫
裏哀的《喜劇六種》，笛福的《魯濱孫漂流記》，巴爾紮
克的《歐也妮·葛朗台》，蒲鬆齡的《聊齋誌異》（選
本），孫犁的《白洋澱記事》，茅盾的《散文速寫集》，
秦牧的《藝海拾貝》，楊朔的《楊朔散文選》，碧野的
《碧野散文選》，等等。這種雜覽，隻是解決了一點兒眼
界的“知”，很難建立係統判斷的“識”。真是可憐得
我的中學時代
很，不過聊勝於無而已。此外就是見到了一位前清秀才，
八十多歲了，是我父親當年讀私塾時的老師，他的曾孫與
我同窗，送給我幾本字帖，加上我父親在“文革”中保留
下來的幾本，計有顏魯公的《家廟碑》，柳公權的《玄秘
塔碑》，趙孟
的《四時讀書樂》，後來又自己購買了謝
德萍編選的《中國現代書法選》，費新我的《怎樣學書
法》，又因為一位同學開始學習繪畫，與他及他的老師、
國畫家郭篤民先生接觸，了解了一些繪畫方麵的知識，算
是給自己在書法、美術欣賞方麵的愛好奠定了一點兒基
礎……可惜，這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歪打正著而
已，算不上體製教育的成果。這也讓我對體製教育有了另
外的思考——現在，一個人所學到的對一生有用的東西，
究竟有多少是體製教育的成果？
我在文章中不止一次說過：誰的童年、青少年時代都
是可貴的，因為今生僅此一次。投入情感，追求理想，可
以說是人在青春階段的生命支點——人的生命在每個階段
都需要有這樣一個支點來支撐起自己的曆史和未來。可是
在我，因為趕上那樣一個特殊的年代，回憶起來，就不能
內心坦然，理直氣壯。正如當年的“紅衛兵”一樣，青春
時代對理想瘋狂、執著，如今回首，卻是一場鬧劇。而逝
者如斯夫，生命之舟不能掉頭，回首過去，也就始終擺脫
不了尷尬的局麵。所以，說起自己的中學時代，我心裏真
是百感交集，不勝唏噓。隻能用一個詞語：欲說還休。僅
此而已。
劉德水，一九六三年生，一九八六年畢業於北京師範
學院中文係，從教至今。北京市學科帶頭人，語文特級教
師。
我的中學時代
阿 瀅：
一九七六年的初中生
我進入初中學習是一九七六年，也是中國多災多難、
動蕩不安的一年。這一年，周恩來、朱德相繼去世，緊接
著發生了舉世震驚的唐山大地震，二十多萬人在刹那間被
奪去了生命。當人們還處在恐慌之中時，毛澤東也離開了
人世。隨後，“四人幫”被打倒。
“四人幫”的倒台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但
“文革”遺風尚存，大喇叭裏的革命歌曲換成了常香玉
的河南豫劇：“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政治流氓，
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後，鐵帚
掃而光。篡黨奪權者，一枕夢黃粱……”我們趕上了大字
報熱潮的末班車，老師從學校裏領來了筆墨紙張，發給學
生，寫批判“四人幫”的大字報。對於十三四歲的初中生
來說，怎麼了解那四個經常在電影放映前加映的《新聞簡
報》中威風凜凜的中央領導的罪行呢，我們隻好從報紙
上抄錄一些一知半解的批判文章交差。不上課寫大字報，
在平時沒有這樣的機會，同學們異常興奮，一個個龍飛鳳
舞，過足了癮。班長拿著這些寫得歪七扭八的大字報，帶
領同學們貼得到處都是。
因為唐山地震的影響，全國陷入恐慌之中，不時傳出
哪天有地震的小道消息，家家戶戶在院子裏搭建起防震
棚。我家把一張大木床抬到院子中央，在四條床腿上綁上
木棍，撐起一個棚子，在上麵搭塊塑料布，一個簡易防震
棚就這樣建成了。一家人擠到裏麵睡覺，倒是感到新鮮、
有趣。一個下雨天，哥哥的同伴聚在我家打撲克，我則坐
在門口看小說，為了防震，把一個酒瓶頭朝下、底朝上放
在桌子上，隻要有震感，瓶子就會倒下。打撲克的吵鬧聲
也沒影響我讀書，他們正在爭執中，瓶子“啪”的一聲掉
在地上摔碎了。“地震啦！地震啦！”人們大喊著向天井
裏跑。當驚慌失措地站在雨裏時，我竟然不知道自己是怎
麼出來的。大家似乎都沒感到天在下雨。過了一會兒，也
沒見房屋晃動，這才突然醒悟：“是誰碰倒了瓶子？”
學校不敢在教室上課，於是，各班級由班主任帶領，
分散到沒有房屋的樹林中上課，換了環境，同學們都很新
奇，學習並沒有落下。冬天到了，家家都挖了半地下的防
震棚，在院子裏挖一米多深，就像新疆的地窨子，便於保
暖。我們也不能在室外上課了，學生們又被圈回教室，老
老實實地讀書學習。
我在小學期間養成了讀小說的習慣，到了初中更是胃
我的中學時代
口大開。一部幾十萬字的長篇小說，隻用幾天的課餘時間
就可讀完。周日更是雷打不動的讀書時間，一天下來，常
常是讀得頭暈眼花，天昏地暗，沉浸在書中，半天也不能
回到現實。我的各門功課成績都在上遊，有時上數學課感
到內容簡單，就開始走神，被課間讀的小說情節所吸引，
就悄悄地拿出小說，放在抽屜裏偷偷地讀。因為實在太
投入，就連老師走到跟前了也沒發覺，當然，小說被沒收
了。整個初中期間，我到處借書，先後讀了《青春之歌》
《紅樓夢》《創業史》《播火記》等數十部長篇小說，還
偷偷地讀了當時被稱作黃色小說的《苦菜花》，那是一個
“左”得令人哭笑不得的年代，連蘇聯歌曲《莫斯科郊外
的晚上》也被稱作黃色歌曲，但同學們都悄悄地學會了，
經常聚在一起合唱。後來，學校破天荒地購進了一批圖
書，成立了一個小小的圖書室，對我來說真是如魚得水，
再不用為了借書四處求人了。
初中隻有兩個班，兩位班主任爭強好勝，暗自較勁，
同學們也受到影響，每次考試都要比一番，如果我們一班
勝過二班，全班振奮；如果成績低於二班，都感到臉上無
光。為了鼓勵學習，老師出招，每次考試獎勵第一名一個
練習本，我得到的本子最多。班主任是語文教師，一次，
他說，下周的語文考試，誰考一百分，就獎勵一個黃書
包。當時，同學們大都是用的黑布書包，擁有黃書包就像
現在開上了寶馬車一樣讓人羨慕。於是，大家都拚命地複
習，星期天我也沒有讀小說，一心一意地要把黃書包拿到
手，結果考試成績出來，我和幾位同學都得了九十九分，
全班沒有一個一百分。直到多年之後，才明白過來，當時
的黃書包隻是一個誘餌，在語文試卷上減掉一分實在是太
容易了。
初中生活即將結束時，同學們進入了緊張的複習階
段，參加中考對每位同學都非常重要，學校抓得緊，同學
們也十分自覺，天不亮，就自動去學校複習。一次，天蒙
蒙亮，已經在教室裏學習半天的同學們走出教室休息，準
備新一天的課程，剛走出教室，就見一位同學屁股上搭著
一樣東西，一走一呼扇。有同學上前一把給扯了下來，原
來是他把內褲掛在了腰帶上，惹得同學們哈哈大笑。
初中時寫作文，喜歡用“光陰似箭，日月如梭”這些
詞彙，現在才真正體會到這些詞彙的含義。轉眼間，三十
年過去了，同學們各奔東西，老師們也進入了耄耋之年。
很少有機會聚在一起。每當與老同學和老師見麵，聊起初
中生活，恍惚間重新回到了美好、充滿歡樂的少年時代，
整個身心都感到年輕了。
阿瀅，原名郭偉，曾用筆名秋聲。男，一九六四年九
月生，山東省新泰市人，九三學社社員，山東省作家協會
會員，山東省十大青年藏書家之一，專欄作家，《新泰文
史》主編。
我的中學時代
羅文華：
好大學不如好高中
“好大學不如好高中”，這句話是南開大學教授、魯
迅研究專家劉運峰先生多年前對我說的，它讓我品味了許
久。依我的親身經曆和感受，深覺此乃至理名言。
我與運峰兄都是一九八三年考上大學的，相當於舊時
科考的“同年”。但他準備高考時，白天要在工廠上班，
隻有利用晚上和星期天上補習班，條件自然十分艱苦，因
此非常羨慕像我這樣通過在重點中學上高中而考上大學的
同齡人。而我與運峰兄對“好大學不如好高中”這句話另
有一個共同的認識，就是高中階段的學習至關重要，它對
一個人學業、事業乃至整個人生的影響，甚至比大學階段
更為重要。
令人惋惜的是，我的高中歲月顯得有些短促了。
一九八三年我參加高考時，正處於全國高中學製從兩
年改為三年的過程中。就天津來說，市直屬五所重點中
學——南開、一中、十六中（耀華）、新華、實驗當時都
已改為三年製高中，而我就學的海河中學是市屬區管重點
中學，雖然當時僅僅排在“市五所”後麵，但卻仍是兩年
製高中。也就是說，那一年我校畢業生是以高二學曆參加
高考的，而主要競爭者卻是“市五所”的高三畢業生。麵
對這無法逃避的不公平的競爭，我們每個人都承受著巨大
的精神壓力。
我們麵臨的具體困難是，時間根本不夠用。像曆史和
地理這兩門文科課程，都應該是在高二以前講完的，但那
時沒有任何學校重視這樣的“副科”，以我來說，這兩門
課基本上就是自學的。因此，到了高二，老師不得不拿出
一個多學期的時間，填鴨式的從頭講這兩門本來要用兩三
年才能講完的課程。這樣一來，真正的複習時間隻剩下可
憐的兩三個月。我們真正應對高考的時間，也就是這兩三
個月。
現在回想起來，對於我和我的同學們來說，曆史是多
麼的無情，環境是多麼的殘酷，戰鬥是多麼的慘烈，結局
又是多麼的悲壯。時至今日，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我
心裏依然為此保存著一份“蒼山如海，殘陽如血”般的激
越情懷。
畢竟，我和我的同學們勝出了。無論是從高考分數
看，還是從高校錄取率和重點高校錄取率看，我們考得都
不比別人差，真正做到了以少勝多，以弱勝強。整整一年
“快馬加鞭未下鞍”的老師和同學們，麵對最終的結果，
我的中學時代
大多都有“驚回首，離天三尺三”的感覺。我們創造了
“哀兵必勝”的新例，這樣的戰績足以成為天津高考史上
的一段佳話。曆史所青睞的，固然是驕人的成績；而曆史
更樂意記載的，是在特殊境遇下取得的驕人成績。
尤其是我，更是一個讓同學們羨慕不已、讓老師們
讚不絕口的勝利者；用大家的話說，是勝利者中的佼佼
者。作為我校文科高考成績第一名，我以高分被北京大學
錄取，成為恢複高考以來海河中學第一個考上北大的學
生。還有消息說，我是一九八三年全市高二應屆畢業生的
“文科狀元”。多少年來，朋友們見到我常常稱我為“狀
元”，而我總是把“狀元”前麵應該加上的定語告訴大
家——我認為“狀元”每年都會產生，而這個定語則是屬
於我自己的，更加值得珍惜。
臨考的那一年，為了給自己打氣，也為了舒緩神經，
我在複習的間隙最愛聽貝多芬的《命運》和《英雄》。
每天聽，反複聽，乃至很多時候邊複習邊聽，一年下來，
錄放機裏的音樂磁帶磨壞了好幾盤。高考前，更多的是聽
《命運》；拿到考分、接到大學錄取通知書後，就更多地
聽《英雄》了。從那往後，《英雄》和《命運》的旋律始
終回蕩在我耳邊，激發或消磨著我的酸甜苦辣、喜怒哀
樂。
現在回想我這幾十年中，高中生活，尤其是高二臨考
那一年的生活，是最緊張的，也是最快樂的。快樂，總是
伴隨著緊張；沒有緊張，也就沒有快樂。
好大學不如好高中，好高中要有好老師。首先要感謝
的，是我高二的那幾位老師。我常常自得的是，從小學
到大學，我有幸遇到了很多名師。他們對我的賞識，對我
的關愛，對我的哺育，使我形成了一個良好的進取心理，
總是覺得身後有這麼好的老師在支持著我，自己不能不好
好學習，不能不學出個樣兒來。那年海河中學高二文科班
的教師陣容就極為強大和整齊，各科都安排了經驗最豐
富、素質最優秀的老師，有的老師在全市都很有名望，而
且他們之間配合得也十分默契。師生們為了一個共同的目
標——高考，走到一起來了，課上課下都很團結、融洽。
班主任兼語文老師張大耀，知識淵博，語言幽默，不
僅課講得好，而且人緣特好，其他老師都買他的賬，同學
們沒有一個不聽他話的。他有著統攬全局的智慧和才能，
是我們班高考取勝的核心人物。張老師深知我的潛力，充
滿熱情地力挺我，真是全力以赴，不遺餘力。我們畢業後
他當了校領導，退休後又積極探索社會力量辦學，後來又
被海河中學返聘從事教學督導工作。這位天津著名的教育
家，把我視為他幾十年教育教學生涯中最得意的學生，這
對我來說，是終生的激勵和鞭策。
曆史老師錢宗婕，性情溫和，常常麵帶微笑，讓同學
們覺得可親可敬，但她授課思路卻非常縝密嚴謹，滴水不
漏。我曾到西南樓愛國道錢老師家裏向她請教，看到她一
家三口住在筒子樓一間不大的屋子，裏麵甚至擺不開一個
寫字台，她每天隻能趴在床上備課、批改作業，讓我十分
我的中學時代
感動。錢老師特別希望我將來考曆史係，後來我雖然上了
中文係，但直到現在，從未放棄學習和研究曆史，這實與
錢老師的影響和期待分不開。我上大學後，錢老師還買了
價格不菲的《辭源》送給我，她的關愛永遠溫暖著我。
年級組長兼英語老師劉旴杲，則是一位典型的“嚴
師”。可能與他當過兵有關，他對學生的要求就像部隊裏
軍官訓練士兵那樣嚴格。他一進教室就擰著眉毛，瞪著
眼睛，時常聲色俱厲，不留情麵，讓人不敢偷懶，無法懈
怠。好在同學們都明白劉老師的嚴格要求是為我們好，大
家就都認真學習，英語成績考得普遍較好。劉老師是天津
教育界公認的應對英語高考最有經驗的專家，如今雖已七
旬高齡，仍寶刀不老，發揮餘熱，輔導學生。二○○八
年，我的孩子參加高考，慕名求教於劉老師，經過一年時
間一對一精心輔導，不僅考試成績大幅提升，而且學習能
力顯著增強。古人說“大恩不言謝”，劉老師無私地教
育、培養了我們父子兩代人，這是真正的“大恩”。
此外，政治老師餘伯欽、地理老師李竹青等教課都很
有特色，很講效率，使同學們受益匪淺，進步很快。一上
高二，這幾位老師很快就發現了我，估計他們很快也就達
成一致意見，要重點培養我。在我十幾年的學生生涯中，
高二那一年是我與所有任課老師關係最親密、最和諧的時
期。近幾年，每年我都與身體依然非常健康、思維依然非
常敏捷的張大耀老師、劉旴杲老師小聚一兩次，追憶往
事、增進情誼，我有幸再次聆聽老師的教誨，常聽常新，
如沐春風。
不能不提的一個人，是我的同學吳震薇小姐。剛上高
二不久，她發現我的數學較弱，就提出幫我補數學，好讓
我考上北大。同時，她也讓我幫她複習曆史和地理。當時
我家另有一間空閑的小屋，離她家也不遠，於是我和她每
天一放學就到那間小屋，一起複習。吳小姐是名門之後，
氣質超凡，身材高挑，皮膚白皙，臉盤漂亮，加之從小就
說一口純正的普通話，自幼就練舞蹈，又準備報考外語
專業，顯得洋味兒和藝術味兒十足，異常迷人。我上大學
後，考上南開大學的吳小姐曾到北大看過我，我的大學室
友孔慶東見過她，九十年代孔慶東在他的名篇《北大情
事》中曾提到吳小姐，說她是南開大學的“校花”。高二
那一年，吳小姐不僅督促我學習，而且周到地安排我的生
活，我生病都是她給我吃藥。有聰明而溫柔的美人相伴，
我的學習勁頭兒就更大了。那是我有生以來最緊張的一
年，也是最快樂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