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後像以上隻是就幾筆捐輸而言，晉商到19世紀末到底捐輸了幾次，今天我們很難知道其中確切的數目，但毫無疑問的是總數應該不下五六千萬兩白銀。捐輸是一種短期完成的任務，必然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商業的運作，晉商縱然是富可敵國、做生意精明過人，也難以避開這種盤剝帶來的巨大負麵影響。更何況隨著清朝的衰敗，這種捐輸得到的好處卻越來越有限。晉商是清王朝的債主，而清王朝卻是一個窮困的欠債人。晚清財政極為困難，借債是政府應對困難的一個辦法，借債的重要對象就是那些腰纏萬貫的商人。晉商是海內首富，清政府向祁縣、太穀、平遙這些地方的商號、票號老板伸手借錢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無論多富的商民也是皇家的子民，朝廷還得了就還，還不了可以賞賜其他作為補償。當年左宗棠用兵新疆，餉項匱乏，伸手就向晉商借了863萬兩白銀。光緒二十年（1894）戶部拮據，又伸手向京師、漢口、廣東的山西票號借銀124萬兩。庚子年間，八國聯軍一口氣打進北京城，曾經不可一世的老佛爺慈禧帶著光緒皇帝倉皇逃出京城。一路上顛沛流離，狼狽不堪，到了山西境內才稍稍恢複了些體麵，那時老佛爺往喬家的大德通票號一坐，晉商立即就借給老佛爺大量的白銀，僅喬氏一家就拿出白銀40萬兩。
借錢給官府是晉商深受中國傳統文化中忠君思想影響的結果，但除了忠君外，這裏還有拉關係賺大錢的商業考慮。晉商本來是深諳此道的，晉商是沾過不少的光，遺憾的是形勢在變，晉商從官府中能得到的甜頭少了，風險也在加大，往往可能是血本盡虧。票號的始祖日昌票號就由於放巨款給清皇室貴族，遇到辛亥革命，300萬巨款因清王朝倒台無法收回而迅速走向倒閉的。
如果說向清政府捐輸和借貸至少還能得到一些頂子和虛銜作安慰的話，那麼繁重的課稅使晉商不得不遭受損失。然而，令晉商頭疼的事還不止於此，地方官吏的勒索也在窒息著晉商的生機。在地方官吏看來，腰纏萬貫而地位很低的商人是他們搜刮致富的最佳對象。時至晚清，吏治腐敗，官吏爪牙的盤剝勒索更是明目張膽。對於上麵攤捐的銀兩，地方官吏更是大肆增加，以謀私利，所謂“上獵其一，下攘其十”。商人們的心中希望的是“架滿聖賢書，門少吏胥扣”。
晉商，尤其是後期的票商對清朝政府依附過重，他們熱衷於從官府中得到商機，票商們實在太滿足清政府給予的特權了，以致一些票莊和清廷大員們幾乎是建立了一種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關係。這樣，當清政府倒台時，晉商票號必然受到牽連。清末，山西票號的主要業務也轉向了彙兌和墊借公款，他們對普通商人和百姓的彙兌不屑一顧，甚至規定500兩以下概不辦理彙兌。由於公款不計利息或利息極低，晉商一方麵從官款彙兌業務中獲得了大量利潤，另一方麵也為政府或官員們墊彙、墊借了大量款項。據統計從1862-1893年30年間，票號共彙兌各省關款項81407520兩，平均每年彙兌2543985兩。同期他們也為廣東等省關墊彙公款達129998.03兩，占到它彙兌總額的15.97%，平均每年墊彙43332676兩，占每年彙兌公款總額的17.03%。甲午戰爭後，票號的贏利空前增加，但繁榮的背後且隱藏著衰敗的危機，他們貸出的款項也逐漸超過了存款，而且政府對票號的透支大幅度提高，官員們私人的貸款也大大增多。隨著貸款數額的增加，晉商的經營風險也越來越大。1911年12月，僅度支部欠京師各票號的款項達700餘萬兩。
清末，晉商的票號更深地介入朝廷的財政之中，要代戶部解繳稅款，為各省關借墊京、協餉，為政府籌借和彙兌抵還外債，承借、承彙商款，承辦四國借款還本付息等，山西票號實際上成了清政府的財政部。到了晚清時期，在清王朝一步步走向衰敗和滅亡的同時，晉商卻在更加深入地滲入清政府的各個部分，向清朝官員大量借款。山西商人始終依靠交結封建政府，為政府服務而興盛，但當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時，山西商人也必然禍及自身。清朝滅亡後，山西票號墊借的政府公款便無人承擔，各地政府的大量財政借款無法收回，放給京中王公大臣的款項很難清理。私人借款項或去職而逃避無蹤，或卸差而虧空尚多，各家的損失嚴重，約計都在百萬以外。如誌成信票號，庚子事變後，曾將資本運往南省放貸，但辛亥革命中運往南省的資金大多散失。而清政府提銀刻不容緩，結果賬麵上應收銀400萬兩，有應付銀200萬兩，但實際上已無法周轉，被迫倒閉，許多票號都因呆賬、壞賬、死賬而在擠兌潮中紛紛倒閉。民國初年，債權人大多在山西太穀、平遙、祁縣坐索欠款，財東因票號損失慘重，已無力償還，隻能賣房賣地，甚至逃匿他鄉，有的還淪為乞丐。
清末民初，山西票商多數血本無歸，紛紛倒賬歇業直至完全倒閉，在巨額的債務歸還中，山西商人們也落得家產蕩然無存，最終愴然退出商業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