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名雙眼失明一級殘疾的43歲農民，曾被一次次失敗打擊得一蹶不振；他以22年的賣蛋曆程，改變了家庭困頓的生活，映射出了“勵誌照亮人生，創業改變命運”的哲理。
早晨5點鍾，張喜平從酣睡中醒來。他側耳靜聽屋外，呼呼的晨風拍打著窗欞上的玻璃，叭叭作響，但沒有雨滴跌落地麵的聲音。張喜平笑了。這對於自己應該是個好天氣，進城賣雞蛋的人可能會減少，今天又會賣個好價錢。
這時窗外仍伸手不見五指，張喜平眼前也是漆黑一片。他雙目失明。雖然從出生到現在43年來，他不知光明為何物，但清楚身邊的衣服、牆角的雞蛋籠、家裏的大門和通往西安城內的大路的位置方向。張喜平說，作為一個先天性殘疾人，自己明白異於常人生存的艱辛和在商海之中泅渡時如何把握自己的價值坐標。
“他的眼睛這輩子是看不見了”
1964年6月17日，張喜平出生於西安市長安區馬王鎮馬王村。他有兩個哥哥。他的出生讓父親長歎一聲：“咋又是一個問我要房要媳婦的光頭呀。”
出生第三天，外婆來看新添的外孫，無意間發現張喜平雙眼“不對勁”，“霧蒙蒙的，像隔著一層紗，對伸到眼前的大人手指，眼瞼都沒有一點兒躲避的反應。”一家人臉上的笑容凝固了。外婆終於憋不住地自言自語道：“娃的眼睛怕是有問題吧？”
在西安醫學院附屬醫院、西安市第四醫院、第四軍醫大學附屬醫院等西安城內大小知名醫院輾轉一圈後，診斷結論都是：先天性白內障。醫生鄭重其事地告訴張喜平家人：“他的眼睛這輩子是看不見了。”全家人聞言都哭出聲來。尚在繈褓的張喜平不經意地露出微笑。父母難過地搖晃著他的身體：“可憐的娃呀，以後的日子你可咋過呀！”
治療仍在繼續。中藥、氣功、針灸全試過了。母親甚至聽信偏方，早晨收集草葉上的露珠，給兒子張喜平擦拭眼球，但都無濟於事。
張喜平5歲時的一天，母親領著他去街上“看”社火表演，不經意指著牆上的黑板報問他那上麵都有啥。張喜平隨口答道：有字，還是紅色的。母親在黑板報上一通搜尋後，驚喜地喊：“喜平，你能看見了？”
家人苦苦哀求醫生，讓張喜平接受了手術治療，結果如同醫生所言，張喜平眼前仍是連一點兒光感都沒有。出院那天，全家人抱著張喜平步行回家，從喧囂的城市到寂靜的農村，一路上大家都默不作聲。母親再一次蹲下來問兒子：“喜平，你那天真的看到字了？為啥手術後又看不到了？”張喜平低頭揉搓著衣襟，低聲回答：“我啥也看不見，我想看見，想像別的小孩一樣。”事後父母發現張喜平常常使勁用雙手揉拭雙眼，直至眼眶紅腫。他說等自己把眼前的黑暗都擦掉了，就知道這世界是怎樣的五彩斑斕和如何一片光明。
父母也知道，其實張喜平當初並沒看到黑板上的字，僅是亂猜而已，希望父母能為自己繼續治療。可時至今日，張喜平眼前仍與光明隔絕。他說，自己不知白天與黑夜有什麼不同，不知父母兄弟姐妹女兒長得什麼樣子，甚至連自己的模樣都永遠不能知曉。他說，想象中自己的雙眼應該是為光明哭幹眼淚的黑洞。
“活著就不會去吃閑飯”
到了入學年齡，聽到同伴一路笑聲地去學校，他多麼羨慕啊，可沒有一所學校願意接收他這個盲孩子。張喜平纏著父母為自己買來書包文具，尾隨大家跑進校園。教室裏傳來此起彼伏的朗誦和歌聲。張喜平就趴在窗下，洗耳恭聽，隨聲附和。
教室的秩序開始失控。“小瞎子也來上學了”的起哄聲傳進他的耳朵。為了繼續上課，老師不得不“轟”走張喜平這個不速的“攪局者”。可轉過身喜平又溜進學校，躲在窗下偷聽。下課時，校園內又因張喜平的到來嘩然一片。老師走近他，摸著他的頭歎息道：“孩子，讓你爸媽把你送到盲人學校去吧，這裏的學校不適合你學習，畢竟你和大家不一樣。”
老師的這個提議讓張喜平父母十分為難，到處打聽也尋不著一所盲人學校，再則父母不明白讓兒子通過這種常規學校教育對日後生活有什麼幫助，因而對張喜平謊稱那為盲人開設的學校還沒成立。但張喜平仍然執拗地去學校旁聽上課，讀完了小學。畢業時，老師又摸著他的頭歎息道：“喜平，你可要為你的以後作打算呀。要去學習可以混口飯吃的手藝。”
而父母也在為他們這個先天眼疾的兒子謀劃著將來的求生之路：村裏有人提議讓張喜平學算卦。父母不同意，認為幹啥也不能去騙人，何況，幹這事就是宣傳封建迷信；又有人提議為張喜平在城內租間小房子，讓他上街向行人討錢。這個“餿主意”讓張喜平聽後首先就惱了，他說自己活著就不會去吃閑飯……
接下來的日子裏，大家發現張喜平常常會尾隨送葬隊伍，聽樂手們的吹拉彈唱。他還從鎮上商店裏買來笛子，傍晚黎明時，在村外莊稼地旁嗚嗚呀呀地吹奏。村裏的會計——會彈奏樂器的賈春義，成了張喜平的指導老師。見兒子真要學藝，父親從全家生活費中硬擠出30元錢買來一把二胡。可學了沒多久，賈春義老師被借調至外鄉工作。離開老師的當晚，張喜平漫無目的的將二胡胡亂地拉奏了一夜。他說自己當時心亂如麻，但清楚地知道，自己永遠不會看見樂曲的簡譜。
一封來自寶雞市盲啞學校的信件讓張喜平又重燃入學希望。信上稱，學校開設有按摩專業，可使張喜平這樣的殘疾學生學到一技之長。收信當天，張喜平喜不自勝。他說，那是自己懂事後最為開心的時刻。他在屋裏屋外搜集自己的衣物，還翻出父母親當年為自己縫製的書包，用繩子捆起一床破被褥，扛在肩頭，對父親說：“爸，送我去吧，我真的想上學！”
父親說不急，母親要接過他的行裝。張喜平不肯，生怕父母變卦，自己上學一事又要“黃”了。父親告訴他，學校的信中稱，學生畢業不包分配，還是要回到原籍。這樣你空有一身技藝，可又能往哪裏使？沒有工作單位，給病人按摩之後，咋樣收錢，誰敢收錢，這是在當時“犯大錯誤”的做法，在他們的想象中，這樣做是會被“割資本主義尾巴”的。特別是對一個農村孩子來說，工作不包分配，又沒有官員親戚為自己的前途開道，一場努力最終隻會竹籃打水——一場空。父親還為難地說道，入學後的學費器械費全是自備，這筆費用全家人即使不吃不喝也拿不出來。
張喜平懵了，呆立原地，不知所措，頭腦一片空白。他說，自己隻感覺到整個世界都坍塌了，壓向自己頭頂。母親忙扶住搖搖晃晃站立不穩的張喜平，手撫他胸口安慰道：“娃呀，難受就哭出聲來，不敢憋出毛病來，家裏人都知道你脾氣倔。”父親走過來，取下他的行李，嘴裏擠出一句：“你爸無能呀，對不住你了。”
事後張喜平才知道，是父親打聽到寶雞市聾啞學校的招生信息，暗地裏求人寫信谘詢。張喜平說，自己懂得家裏人口眾多，生活困難。他不會怪罪什麼人。也是在那時，他才真正理解了一個殘疾人生活在貧困農村家庭，必將麵對一個又一個無奈而又不得不接受的痛苦抉擇。這也許就是宿命。張喜平說，那場經曆後，自己麵對任何困苦也流不出眼淚了，他說自己的眼淚早已哭幹，唯餘堅強。那一年他15歲，但他已長大了。現在回想起來，張喜平依然遺憾自己當初沒能上學，知識的貧乏使他日後連連吃虧。
“你拿啥償還隊裏的欠款”
張喜平幼年時家裏有九口人，爺爺奶奶年老體弱又常年患病臥床不起，他兄弟三人，還有兩個妹妹，母親終日被家務纏身，真正能在生產隊掙來工分的，隻有父親一個人算是全勞力。
家裏的收入可想而知。張喜平印象中家裏總是缺錢，每次兄妹上學、爺爺奶奶病重需要就診買藥、親友中的婚喪嫁娶，都是父母最頭疼的時候。
而應急的唯一措施就是先向村裏關係要好的鄰居告借：一元兩元，要有口頭還款協議；五元十元，就要有二三十分鍾的可行性還款計劃報告作鋪墊；二三十元以上就得寫借條；上了一百元，沒有擔保人，那是絕對借不到錢的。
每次借錢，父母都會在屋內屋外相互推諉好長時間，屢次舉債，已使他們羞於啟齒。可最後還是不得不硬著頭皮在自家院內徘徊好久後再硬著頭皮走出家門，低著頭在街道上磨蹭著雙腿，心裏火燒火燎，但雙腿如同灌鉛，抬不起來，腦海中反複編撰著借款前的“台詞”。遇到街上熟人，立刻感到如同去做賊被發現般的蒙羞，不敢抬頭搭話。既想早一點兒見到人家，可距離人家家門越近腳步卻不由自主地細碎起來。張喜平深有感觸地說，借錢是個人見人怕的事，家家都想借錢，但都怕錢借出去後不能保證按時回收，反讓自己作難。
結果可想而知，往往借錢者叔長哥短地先是點頭哈腰賠笑臉地誇人家院子幹淨人也精神孩子聽話父母體健連豬也肥了許多，接著又是敬煙點火連坐也不敢地兜著圏子，爾後才不輕不重地說自己最近手頭緊張，但又不湊巧地遇著一件推脫不了的事情，必須馬上辦理，然後信誓旦旦地聲明自己絕對是個有償還能力的誠信之人，甚至可以列出幾條償還方案。這時，人家已心知肚明你的奉承全是為了借錢，或問你需要多少，或連忙附和自己實際比你還艱難。不願傷你自尊的，會婉言表白你來遲了，剛有人借了錢，你來得真不是時候，早到幾步也許能趕上。借不到錢是一個鄉下農民的奇恥大辱，會被認為你沒有人緣也沒有能力。是否能借到錢、能借到多少錢是一個農民家庭榮譽和經濟實力的象征。
而張喜平父母卻經常空手而歸。最後一線生機大家都會寄托在村民小組長或大隊會計那裏。有勞力的家庭或欠生產隊債務不多的，可以較順利地從村裏生產隊借來買油鹽醬醋的零花錢或半袋子玉米，而如張喜平這類少勞而又多債的特困戶，遇到這樣的事情則全憑幹部的情緒和一時所動的惻隱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