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時期——繁榮時代2(1 / 3)

近世時期——繁榮時代2

明孝宗弘治中興

明孝宗朱佑樘是明朝第九位皇帝。

明孝宗寬厚仁和,勤於政事,任賢使能,抑製官宦,倡導節約,與民休息,其政治品行是明代君主中不多見的。

在他統治期間,吏治清明,經濟繁榮,人民安居樂業,出現了一個短暫的“治世”。史家稱之為“弘治中興”,明孝宗也被譽為“恭儉有製,勤政愛民”的皇帝。

朱祐樘於1487年9月繼位,第二年改年號為“弘治”,是為明孝宗。事實上,明孝宗接手的,不僅是一個紊亂的朝政,而且是一個千瘡百孔的國家。

對於這些情況,他在宮中為太子時已經是有所了解的。他即位之初,為了改革弊政,就把精力主要放在了朝廷要員的人事安排上。

明孝宗希望的是實現治世,依靠正派官吏,革除弊政,因此在即位之後,他就開始整頓吏治。

首先在內閣罷免了以外戚萬安為首的“紙糊三閣老”。同時,大量起用正直賢能之士。像王恕、懷恩、馬文升等在成化朝由於直言被貶的官吏,還有徐溥、劉健、謝遷、李東陽等賢臣。他還為抗擊瓦剌建立大功的於謙建旌功祠,時稱朝序清寧。

當時有人奏陳時政,說一些人所共知的治國道理,但關鍵是是不是真正能夠落到實處。可喜的是,明孝宗一上台便有用賢去佞之舉,這些顯而易見的治國道理也便成為君臣共遵的原則。

當時,嘉興百戶陳輔恃權橫行,直鬧到攻陷府城,占據府庫,開獄放囚,搶得軍器,後又逃入太湖。針對這起典型的權勢豪強與官府同流案件,明孝宗命彭韶清理浙江鹽政,李嗣清理兩淮鹽政。

彭李兩人均朝中正臣,嚴責地方,變更鹽法,勢豪之家才不得肆意與民爭利。

幾個月後,四川發生大饑荒,當地有人乘機鬧事。明孝宗調湖廣漕運米20萬石賑濟四川,又發帑金20000兩,給饑民耕種之具。在上有明孝宗支持,下賴官員盡心的共同努力,四川大饑不亂,饑民複業。

明孝宗整頓吏治的作用得到了充分體現。不過當時最見效果的措施還當屬對黃河的治理。

1489年5月,黃河在開封及荊隆口決堤,由北道入山東張秋,彙於運河,淹及山西郡縣。因為開封城受災尤甚,有人建議遷徙開封城以避水患,隻是河南布政使徐恪堅決反對,才得以不遷。

在這種情況下,明孝宗以戶部侍郎白昂,會同山東、河南及北直隸三地巡撫相機修治河道。當時調動民夫25萬人,築長堤,修減水閘,疏泄水之河月河,塞決口,引黃河流入汴水,再入睢水、泗水,入淮河以達黃海。

同時修築山東魚台、德州及吳橋古堤,又開鑿東平以北小河12條,由大清河與黃河故道入海,河口各建有石堰,可以啟閉,為日後黃河複北道有所準備。

但水患稍寧不過三四年,至1493年,黃河又於張秋決堤,由汶水入海,漕運中絕。明孝宗下詔命百官薦選才臣治水。吏部尚書王恕等人便推薦了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這位年近花甲的老臣被擢升右副都禦史,前往治理黃河。

劉大夏聽取水利專家建議,先於決口處西岸開挖一條月河,以通漕運。在保證通漕情況下,經兩年時間,完成張秋決口的堵塞工程,又疏浚數處河道,以分水勢,基本上抑製了黃河水患。此後,漕河上下無大患者20餘年。

經這次治理後,黃河自開封往東,不再向東北入山東流入渤海,而是向東南,經徐州,由洪澤湖北彙入淮河,奪淮河河道入黃海。張秋決口堵塞後,更名為安平鎮,明孝宗特地派遣行人送羊酒犒勞劉大夏及河工人員,而劉大夏從此成為朝廷倚重之臣。

河工的完成對於明孝宗來說,似乎顯得格外重要。1495年2月,明孝宗親命敕建黃河神祠,賜額“昭應”。至4月間,蘇、鬆各府治水工程也告竣。這也是一項役夫20餘萬的大工程,基本上解決了這片富庶產糧區的水利問題。從此,這裏再度成為魚米之鄉。

這是明孝宗求治的一項最重要的內容,黃河、運河與蘇、鬆水利的治理關係到防止沿河郡縣災害、南糧北調的運輸和財賦重地的生產,這實際構成了當時國家經濟的主體。

明孝宗重視司法,他令天下諸司審錄重囚,慎重處理刑事案件。1500年,製訂《問刑條例》。1502年,編成《大明會典》。

明孝宗勤於政事,不僅早朝每天必到,而且重開了午朝,使得大臣有更多的機會協助皇帝辦理政務。同時,他又重開了經筵侍講,向群臣谘詢治國之道。

明孝宗的個人修養很高,這首先得益於他較早的合法的取得了皇太子的地位。6歲時就被立為太子,9歲時就出閣講學了。皇太子出閣講學是接受正規教育的開始。擔任教育的官員一般都是學養深邃之人。

幼年失母,對於明孝宗的影響深遠。明孝宗在處理萬貴妃一事上,最能體現他的寬容。盡管傳說母親紀氏是被萬貴妃害死的,但是在他即位之後一位官員上書要求懲辦已死的萬貴妃及其族人的時候,明孝宗認為這樣的做法是違背了先帝的意願,不願意接受。

明孝宗對臣下寬厚平和。早朝的時候,他親禦奉天門,大臣們言事,要從左右廊廡入門內麵君而奏。有的大臣因地滑,行走失儀,明孝宗從不問罪,奏本中有錯字也不糾問,經筵講官失儀,他還寬慰數詞,不使他們感到慌恐。

明孝宗在生活上注意節儉,不近聲色。

1488年,出使明朝的朝鮮使臣曾對朝鮮的國王說:明孝宗不喜寶玩之物,不設雜戲,雖風雪不廢朝會。做太子時,內侍給他送來新裁製的衣服。他說:“用這種布縫製的衣服,抵得上幾件錦緞衣服。穿它,太浪費了。”遂謝而不用。他當了皇帝後,下令停止為皇宮織造此布。

明孝宗以他的堅韌,為大明帝國留下了一個屬於自己的時代。在這裏,我們看到更多的是屬於我們這個民族的驕傲與光榮。

[旁注]

百戶 官名。金初設置,為世襲軍職。明代衛所兵製也設百戶所,統兵100人,分為兩總旗,旗各50人;10小旗,旗各10人,隸屬千戶所。百戶為百戶所的長官。

經筵 漢唐以來帝王為講論經史而特設的禦前講席。元明清三代沿襲此製,而明代尤為重視。除皇帝外,太子出閣後,也有講筵之設。

劉大夏 (1436年~1516年),字時雍,號東山,湖廣華容,即今屬湖南人。明代大臣。與王恕、馬文升合稱“弘治三君子”。劉大夏能詩,有《東山詩集》、《劉忠宣公集》。

萬貴妃 (1428年~1487年),本名萬貞兒,山東省諸城人。4歲選入宮中,為孫太後宮女。及長,侍憲宗於東宮。由於善迎帝意得以專寵,使得後宮女子難得進禦。萬貴妃去世的當年,憲宗過於悲痛而駕崩,時年4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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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古代曆史上一生隻娶一個老婆的皇帝隻有一個,他就是明孝宗朱佑樘。

明孝宗即位後廉潔而賢明,尤其是在私生活方麵,終其一世身邊隻有張皇後一人,再無一個嬪妃。明孝宗和張皇後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就是明武宗朱厚照,小兒子幼年過早病逝,所以朝廷全體大臣多次上奏皇帝選嬪妃,但明孝宗始終都沒有同意。

明孝宗和張皇後兩人每天必定是同起同臥,讀詩作畫,談古論今,朝夕與共。在不經意間的舉動間,創造了一個特殊的紀錄。

明神宗萬曆中興

明神宗朱翊鈞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

明神宗在親政初期,勤於政務,任用內閣首輔張居正主持萬曆朝新政,更張祖製,社會經濟發展較好。他還在西北、西南邊疆和朝鮮幾乎同時開展三次軍事行動,鞏固了漢家疆土。

在明神宗統治前期,明朝中葉時出現了短暫中興局麵。被稱為“萬曆中興”。

明穆宗朱載垕在位的時候,大學士張居正因為才能出眾,得到穆宗的信任。1572年,明穆宗去世時,遺命張居正等3個大臣輔政。太子朱翊鈞即位,年號萬曆,朱翊鈞就是明神宗。

明神宗即位後不久,張居正成了首輔。張居正根據穆宗的囑托,真的像老師教學生一樣,輔導年才10歲的明神宗。他編了一本有圖有文的曆史故事書,叫做《帝鑒圖說》,每天給神宗講解。

神宗看到這本書很高興,興致勃勃地聽張居正講解。

有一次,張居正講完漢文帝在細柳勞軍的故事,就說:“陛下應當注意武備。現在太平日子長了,武備越來越鬆弛,不能不及時注意啊!”

明神宗連忙點頭稱是。

又有一次,張居正講完宋仁宗不喜歡用珠玉裝飾的故事。明神宗就說:“對呀,做君王的應該把賢臣當做寶貝,珠玉有什麼用呢?”

張居正見10歲的孩子能說出這樣的話,很高興地說:“賢明的君主重視糧食,輕視珠玉。因為百姓靠糧食生活,珠玉這類東西餓了不能充饑,冷了不能禦寒啊。”

張居正對神宗教育十分嚴格,神宗把張居正當做嚴師看待,既尊敬,又懼怕。再加上太後和宦官馮保的支持,朝政大事幾乎全部由張居正做主。

張居正是明朝的一個能幹的政治家,他掌握實權以後,就在小皇帝的支持下,實施萬曆新政,在政治上、軍事上和經濟上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

在政治上,實行考成法。中心是解決官僚爭權奪勢,玩忽職守的腐敗之風。當時朝野泄遝成風,政以賄成,民不聊生,主要原因是“吏治不清”。

張居正以加強官吏考核為手段,“斥諸不職”,“省冗官”,淘汰並懲治了一批官員。在執行上,他“信賞罰”,“持法嚴”,使賞罰有準,不姑息。

張居正在輔政執政期間,百官惕息,一切不敢文過飾非,朝廷號令能夠朝下而夕奉,行政效力大大提高。比如,張居正因禦史在外常常欺淩巡撫,決定壓一壓他們的氣焰。隻要他們有一件事稍不妥,馬上加以責罵,又飭令他們的上司加以考查。

又如,當時天下不太平已經很久了,盜賊群起,甚至搶劫官府庫房,地方朝廷常常隱瞞這類事情不上報。張居正下令如有隱匿不報者,即使循良的官吏也必撤職,地方官再不敢掩飾真情,抓到強盜,當即斬首處決,並追捕他們的家屬,盜賊因此衰敗。

在軍事上,張居正任用戚繼光鎮薊門,任用李成梁鎮遼東。那個時候,沿海的倭寇雖然已經解決,但北方的韃靼貴族還不時侵入內地,成為明王朝的很大威脅。

張居正把抗倭名將戚繼光調到北方,鎮守薊州,戚繼光從山海關到居庸關的長城上修築了3000多座堡壘。戚家軍號令嚴明,武器精良,多次擊敗韃靼的進攻。

並在邊疆實行互市政策,互市使馬匹大增,減少了太仆寺需的種馬,就叫老百姓折價交銀,使太仆寺積蓄金四百餘萬。互市又使邊疆在政治經濟上保持穩定。

韃靼首領俺答表示願意和好,要求通商。張居正奏明朝廷,封俺答為順義王,一麵和韃靼通商往來,一麵在邊境練兵屯田,加強防備。以後二三十年明朝和韃靼之間就長期沒有發生戰爭。北方各族人民的生活也安定多了。

經濟上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以下幾項:

一是清查土地。張居正認為,豪民有田不賦,貧民因窮逃亡,是國匱民窮的根源。1578年,下令在全國進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漏稅的田產,至1580年,統計全國查實征糧土地達701.376萬頃,比以前增加了近300萬頃。朝廷的賦稅大大增加,可以說在實施新政期間最富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