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滯留長安及漂泊西南時期，常常不得不寄人籬下，仰仗權勢者的濟助，成為一名失業者、乞食者，怎麼能不深感痛苦呢？
事實上，杜詩中那種對於國家和社會的關切，固然是出於真情，但也未始沒有在自覺得碌碌而生、於世無益的情況下，在精神上自我提升、自我拯救的意味。對人生信仰、政治理想的執著，是杜甫個性的一大特征。
後代有人說杜甫是“村夫子”，杜甫詩中也自稱“乾坤一腐儒”，都是就這一種執著態度而言。所謂“致君堯舜”，所謂“憂民愛物”，這些儒家的政治觀念，在很多人隻是一種空談、一種標榜，杜甫卻是真心地相信和實行它。
儒者本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進退之路，杜甫卻不願如此，他是不管窮富，都要以天下為念。甚至，越是社會崩潰昏亂，他越是要宣揚自己的政治理想。杜甫的這種執著態度，在當年實際的政治生活中未必有什麼用處，對於詩人來說卻是重要的。
杜甫早期作品留存數量很少。這些詩篇和時代的風氣相一致，充滿自信，帶有英雄主義的傾向。隨著杜甫漸漸深入到苦難的現實，他的詩也變得沉重起來。但早期詩歌那種氣勢壯闊的特點，仍然保留著。
《兵車行》的創作標誌著杜甫詩歌的轉變，由此形成並基本上貫穿了杜甫此後一生詩歌創作在思想內容方麵的主要特征有4點：嚴肅的寫實精神；在忠誠於唐王朝和君主的前提下，對腐朽現象給予嚴厲批判；對民生疾苦的深厚同情；對國家與民族命運的深沉憂念。
《兵車行》的開頭是一幅悲慘的圖景：
車轔轔，馬蕭蕭，
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
塵埃不見鹹陽橋。
牽衣頓足攔道哭，
哭聲直上幹雲霄。
接著把批判的鋒芒指向好大喜功的執政者：
邊庭流血成海水，
武皇開邊意未已！
詩中繼續寫到戰爭導致國內生產力的衰減：“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最後借想象為那些無辜的死者發出悲憤的哭喊：“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在唐詩中，如此嚴肅地正視現實、具有深刻的批判精神的作品，以前還沒有過。在杜甫的思想中，合理的政治應當表現為當政者與人民之間的和諧：君主應當愛護人民，使之安居樂業，而人民則理所當然地應該忠誠和擁戴君主。
杜甫作為一個誠實的詩人，在嚴肅地麵對現實時，不能不為此感到困苦。他的名篇《三吏》、《三別》就是很好的例子。
杜甫“憂國”，不回避眼見的事實；“憂民”，不背棄唐王朝的根本利益，因此隻能在尖銳的矛盾中尋找折中的途徑。而這種折中又是很勉強的，這使詩中表現出的情緒顯得非常痛苦。
其實，作為封建時代的詩人，能夠如此嚴肅地正對現實，關懷人民，已是難能可貴。《兵車行》和《三吏》、《三別》那樣細致描述的作品已經很少再有了，但以高度概括的詩歌語言所揭示的事實，卻別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量。
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杜甫獲得“詩聖”這樣一個帶有濃厚道德意味的尊稱，也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時代的苦難被杜甫以焦慮和憤怒的心情一一記錄在詩中。但他對現實隻能苦苦地告誡那些做官的朋友廉潔、愛民，期盼皇帝的賢明能減征賦，務農息戰。這些無奈的、固執的哀告，說出了受盡苦難的廣大民眾的心願。
杜甫不隻是一個時代的觀察者、記錄者，他本身的遭遇是同時代的苦難糾結在一起的。人們從他的詩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位誠實的、富於正義感和同情心的詩人，如何輾轉掙紮於漂泊的旅途，曆經饑寒困危，備嚐憂患。對於生活在動亂時代的人們，這一類詩格外具有感染力。
如《月夜》，是杜甫在“安史之亂”爆發後困居長安時所作，抒發了詩人對被戰火阻隔的妻子的懷念：“今夜鄜州月，閨中隻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鬢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幹！”
當他逃至鳳翔後，有了機會去鄜州探家時，又寫出他的名篇《羌村三首》，其中的第一首說：
崢嶸赤雲西，日腳下平地。
柴門鳥雀噪，歸客千裏至。
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
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
鄰人滿牆頭，感歎亦歔欷。
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詩中呈現一幅戲劇性的異常感人的場麵。在那一場突發的大戰亂中，家破人亡是尋常事情，骨肉重聚反而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了。
杜甫以準確生動的語言，把他們一家人重新相見時，彼此如在夢中、亦驚亦悲亦喜的複雜心情清晰地呈現出來，可謂感人至深。千百年來，它不知引發了多少人內心的共鳴。
正是因為個人的命運同時代的苦難糾結在一起，富於同情心和社會責任感的杜甫，常常從自身的遭遇聯想到更多的人、更普遍的社會問題。這種寬廣的胸懷，是值得後人欽佩的。
杜甫的詩歌自古以來就有“詩史”的美譽，但杜甫其實並非有意於史。他的那些具有曆史紀實性的詩篇以及那些紀述自身經曆而折射出曆史麵目的詩篇，乃是他的生命與曆史相隨而飽經憂患的結晶，是浸透著他個人的辛酸血淚的。
杜甫具有強健的人格筋骨，經得起炎涼的摔打，受得了家國破碎的痛擊，以悲痛為華章，寫長歌以當哭，贏得了千秋萬代的美名，無人能望其項背，無人不讚其堅韌，堪稱憂國憂民和直麵苦難的人格理想的典範。
[旁注]
吳越 是春秋時期吳國、越國故地的並稱，泛指現在的江蘇南部、上海、浙江、安徽南部、江西東部一帶地區。春秋吳越兩國時相攻伐，積怨殊深，因以比喻仇敵，而又出風雨同舟之典故。吳越民係是古老的江東民係，共同締造這片地域。
唐玄宗 （685年～762年），也稱“唐明皇”。在位前期注意撥亂反正，任用姚崇、宋璟等賢相，勵精圖治，他的開元盛世是唐代的極盛之世，在位後期怠慢朝政，導致了後來長達8年的安史之亂，為唐代衰敗埋下伏筆。
安史之亂 是唐代所發生的一場政治叛亂，也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由於發起叛亂者以安祿山與史思明為主，故稱“安史之亂”。又因其爆發於唐玄宗天寶年間，也稱“天寶之亂”。安史之亂對後世政治、經濟、文化、對外關係的發展等均產生極為深遠而巨大的影響。
《兵車行》 是唐代偉大詩人杜甫的名篇之一。全詩摹寫送別的慘狀，傳達征夫的訴苦。此詩具有深刻的思想內容，借征夫對老人的答話，傾訴了人民對戰爭的痛恨和它所帶來的痛苦；在藝術上也很突出，詩人自創樂府新題寫時事，為中唐時期興起的新樂府運動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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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住在京城長安的時候，有一天獨自一人到曲江遊覽。 那天天氣晴朗，曲江景色更是怡人。杜甫麵對這美好的景致，詩興大發，於是欣然提筆寫下了一首《曲江對酒》，其中有兩句是這樣寫的： “桃花欲共楊花語，黃鳥時兼白鳥飛。”
不知不覺天色已晚，杜甫乘興而歸。路上他忽然想起了剛剛寫的詩有些不對勁。回到家裏，連忙鋪好紙，連墨也來不及了磨，抓過毛筆就往硯池裏蘸，在紙上改寫為：“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
蘇軾超然物外的追求
蘇軾在曆史文化長廊中是一個豐碑級的人物，他一生輾轉大半個中國，屢遭貶謫，卻能“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可謂“一蓑煙雨任平生”。
蘇軾胸襟開闊，既能超然物外，又能自強不息，其高尚的品德，極具感召力，令人歎為觀止。
蘇軾是北宋眉山人，就是現在的四川眉山。蘇軾的父親蘇洵，就是《三字經》裏提到的“二十七，始發奮”的“蘇老泉”。蘇洵發奮雖晚，但用功甚勤。蘇軾少年時代，就深受其父儒家思想的濡染，懷有經世濟民，致君堯舜的抱負和積極入世的精神。
蘇軾懷有儒家“奮厲有當世誌”，同時也接受了道、佛思想的熏染。其父蘇洵和雲門宗圓通居訥關係密切，蘇軾少年在蜀中時就同成都大雅大師惟度、寶月大師惟簡郊遊。
正是基於胸懷天下、兼收並蓄的可貴之處，加之勤奮好學、紮實嚴謹，蘇軾的各方麵才能日漸累積。
工夫不負有心人。1056年，21歲的蘇軾跟隨父親披堅執銳、奪關斬將，在吏部考試中以600字的《刑賞忠厚之至論》贏得第二。隨後又順利通過所有考試，進士及第。當時文壇領袖歐陽修讚譽說：
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
蘇軾30歲時還京，差判登聞鼓院，又授直史館。當時正值王安石變法，蘇軾也有誌於改變北宋時期積貧積弱的現狀，但反對“求知過急”，結果引起革新派的排擠。為遠身避禍，蘇軾要求外任。
他先後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八九年間，蘇軾雖輾轉遷徙，但每到一處都興修水利，賑濟災民，減免租稅，體察民間疾苦，可謂勤政愛民，盡心職守。
在這期間，蘇軾的作品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藝術方麵都有了進一步的提升。他筆下的西湖多姿多彩，波光粼粼的晴天那麼美妙，就是蒙蒙雨霧中的西湖都那麼動人：“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蘇軾在密州寫的最著名的作品莫過於《江城子·密州出獵》、《水調歌頭·丙辰中秋》等。
《江城子·密州出獵》寫道：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
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
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袒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
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
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此作是千古傳誦的蘇軾“豪放派”代表詞作之一。詞中寫出獵之行，抒興國安邦之誌，拓展了詞境，提高了詞品，擴大了詞的題材範圍，為詞的創作開創了嶄新的道路。
作品融敘事、言誌、用典為一體，調動各種藝術手段形成豪放風格，多角度、多層次地從行動和心理上表現了作者寶刀未老、誌千裏的英風與豪氣。
同時，這首詞既表現了詩人躍馬揚鞭，叱吒風雲的英雄氣概，也抒發了他要報效祖國、建功立業的誌向，愛國激情，慷慨激昂。
《水調歌頭·丙辰中秋》寫道：“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裏共嬋娟。”
此篇構思奇拔，畦徑獨辟，情韻兼勝，境界壯美，極富浪漫主義色彩，是曆來公認的中秋詞中的絕唱。
此詞全篇皆是佳句，典型地體現出蘇軾詞作清雄曠達的風格。“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裏共嬋娟”的名句，至今仍響在我們的耳畔。
詩詞文賦造就了蘇軾的偉大，也帶來了災禍。1079年，蘇軾剛調任湖州不久就因“烏台詩案”再次被貶黃州。
在當時，蘇軾因為反對新法，並在自己的詩文中表露了對新政的不滿。由於他當時是文壇的領袖，可以任由詩詞在社會上傳播，這對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宋神宗的默許下，蘇軾被抓進烏台，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寫的詩的由來和詞句中典故的出處。而蘇軾對大部分指控並不掩飾，都坦白承認在詩中批評新政。
由於北宋時期當時有不殺士大夫的慣例，所以蘇軾免於一死，但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麵對新的打擊，如何平衡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在他世界觀中的矛盾呢？蘇軾開始以超然的態度重新審視現實，審視自己。
蘇軾雖然在政治上屢受挫折，但卻始終沒有走向消極頹廢。在困頓的黃州期間，他不僅沒有忘記承擔人生的責任和義務，而且適時的調整了生活方式，成功地實現了人生價值，人生追求的蛻變。
在黃州期間，剛開始時由於政治上的失意，蘇軾的心靈受到極大創傷，對官場產生了厭倦情緒。他感到苦悶，失意，找不到出路，他開始逃避現實。這種心態流露在他的許多詩文當中。
他在《初到黃州》中寫道：
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
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
逐客不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
隻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
在這首詩中，詩人自嘲之意溢於言表，他因自己的獲罪而對仕途失去了信心，進而產生了歸隱之念。深受《莊子》影響，而且喜好和僧道來往的蘇軾，開始全身心的投入禪道。
蘇軾在與僧道友人的交往中，思想得到了清靜。在貶謫後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他借佛門清靜地來排遣自己政治上的苦悶，修養性情。蘇軾所追求的正是老莊所提倡的隨緣自足，超然物外。
佛老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修複了他心靈上的創傷，使他以更充沛的精力，更深刻的思索來認識人生的意義。與此同時，蘇軾少年時所受的教育，儒家深厚的思想修養，仍然使他在貶謫之地心係國家。盡管他想獲得解脫，但由於他所受到的深厚的儒家思想教育，他無法棄國家民族於不顧，他心心念念的依然是為國盡忠，為國效力。
蘇軾一貶再貶，他的精神始終沒有頹廢，更與他開闊的胸襟，深厚的修養分不開。特別是在黃州與下層人民親密接觸以後，他更多地了解了民生疾苦，對人民的苦痛有切膚的感受。
蘇軾曾經在《前赤壁賦》中這樣寫道：“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鬥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淩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禦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雖然“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心曠神怡，然而，蘇軾畢竟是蘇軾，他怎能忘卻人世的苦惱，怎能忽略曹孟德當年“破荊州，下江陵，舳艫千裏，旌旗蔽空”，“固一世之雄”的威風？這是一顆熾熱的心，在為國家、為人民，也為自己的雄心壯誌而流淚和滴血。
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支配下，蘇軾以超乎尋常的熱情去關注社會問題。如當他聽說黃鄂間農民因貧窮而溺嬰的消息後，“聞之酸辛，為食不下”，連忙寫信給朱壽昌太守要求革除陋習；當地瘟疫流行，他又向巢穀苦求聖散子藥方，“合此藥散之，所活不可勝數”，他以自己的寬厚，仁愛，博得黃人永久的懷念。
這一時期，佛老思想和儒家的勤政愛民主張在蘇軾身上得到了集中體現。這種思想的矛盾可以從他的多部作品中找到痕跡。
比如在《念奴嬌·赤壁懷古》中寫道：“大江東去，浪濤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詞中既有對曆史人物的懷念，向往之情，又抒發自己的報國之誌，同時流露出功業難成的惆悵。全詞即景抒情，懷古傷今，詠史寫人，蒼涼悲壯、氣勢磅礴，卓然成為開“豪放”一派詞風的“千古絕唱”。
黃州謫居時期，是蘇軾的人生觀、價值觀發生重大轉變的時期。他的人生追求得到了實現，不僅創作到了輝煌時期，人格精神也得到了升華，最終形成了自己獨特的人生追求，即超然物外而又自強不息。
蘇軾最完美、最獨特的人生追求的實現，源於他在不斷克服人生坎坷與磨難中形成的自強不息的品質，以及寧願忍受苦難，甘當黃州貶官而不忘忠君愛國憂民的厚德載物的胸懷。
蘇軾曾經在《晁錯論》中說過，“古人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誌”。讀懂了蘇軾，就讀懂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旁注]
蘇洵 （1009年～1066年）。北宋時期文學家，與其子蘇軾、蘇轍合稱“三蘇”，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蘇洵長於散文，尤擅政論，議論明暢，筆勢雄健，著有《嘉祐集》20卷，及《諡法》3卷，均《宋史本傳》並傳於世。
歐陽修 （1007年～1072）。北宋時期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而且在政治上負有盛名，諡號“文忠”，世稱歐陽文忠公。與韓愈、柳宗元、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曾鞏合稱“唐宋八大家”。
王安石 （1021年～1086年）。北宋時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傳世文集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
豪放派 宋詞風格流派之一，與婉約派並為宋詞兩大詞派。北宋時期詩文革新派作家如歐陽修、王安石、蘇軾、蘇轍都曾用“豪放”一詞衡文評詩。第一個用“豪放”評詞的是蘇軾。南宋時期已明確地把蘇軾、辛棄疾作為豪放派的代表，以後遂相沿用。
團練 古代地方民兵製度，在鄉間的民兵，也稱“鄉兵”。源於周代的保甲製，使民“相保相受”、“相及相共”。唐代設有團練使一職，類似民間的自衛隊隊長，以管理團練事務。宋代置諸州團練使，北宋時期蘇軾曾任黃州團練副使。
《莊子》 又名《南華經》。是戰國中期思想家莊周和他的門人以及後學所著。書分內、外、雜篇，原有52篇，乃由戰國中晚期逐步流傳、糅雜、附益，至西漢時期大致成形，當時流傳版本已失傳。目前所傳33篇，已經西晉玄學家郭象整理，篇目章節與漢代也有不同。
老莊 老子與莊子的簡稱。也指黃老，道家倡導自然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尊黃帝、老子為創始人，並稱“黃老”。老子強調道法自然。莊子認為世間不存在確定不變的是非標準，不承認任何絕對權威，因而對現實一切秩序的懷疑批判及否定及絕對追求自由。
朱壽昌 宋代揚州天長人，即現在的安徽天長。《宋史.孝義列傳》載有他棄官千裏尋母之事。他是流傳甚廣的所謂古代“二十四孝棄官尋母”中的一位。
《晁錯論》 北宋時期著名文學家蘇軾創作的一篇人物評論文，評論對象為西漢初期景帝時期的政治改革家晁錯，他是當時的智囊人物，也是一個積極的政治改革者，後因七國之亂被腰斬於西安東市。蘇軾通過對晁錯改革失敗的歎惋，表達出自己願意為國效力但有誌難展的抑鬱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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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台詩案”了結後，蘇軾出獄當天又寫了兩首詩，其中一首是：“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鬥少年雞。”
“少年雞”指的是唐代賈昌，賈昌年老時告訴人他在少年時曾因鬥雞而獲得唐天子的寵愛，而被任用為宮廷的弄臣和伶人。
蘇軾這句詩要是被當時的禦史台的人檢查起來，可引申而指朝廷當政的小人是宮廷中的弄臣和優伶，這又犯了對帝王大不敬之罪，又是誹謗。由此也可見蘇軾的堅持真理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