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輝煌——明清時期中醫成就2
明清中醫內外科積累豐富
明代之後的溫熱病症，是我國內科治療的範疇，中醫內科學按其傳統概念，既包括傷寒之證治，也包括一般雜病之診斷和治療。明代是研究醫聖張仲景《傷寒論》學說的重要時期，不同學派興起，代表人物有方有執、張遂辰、張誌聰、王肯堂、李中梓等。
其中方有執為明清時期研究傷寒學說的著名代表，他精心研討傷寒20餘年，倡導《傷寒論》錯簡重訂。為有名之三綱編次派，認為仲景學說因王叔和編次而改易，之後又由於源流已遠，其間時異世殊，又多蟲蛀而殘，後人編撰而亂，故主張必須重新考訂，以求不失仲景原意。
方有執認為：六經以太陽為綱，太陽病又以“風傷衛，寒傷營，風寒兩傷營衛”為綱，即後世三綱鼎立之說。他調整篇目，重排條文，編成《傷寒論條辨》8卷。方有執關於傷寒之學說對清代傷寒學派之影響甚大。
其次，是以明末清初張遂辰、張誌聰為代表的維護傳統學派，他們認為經王叔和編次的宋本《傷寒論》之三陰三陽篇，皆仲景原文，其章節起止照應，王肯堂謂如神龍出沒，首尾呼應，鱗甲森然，絕非斷簡殘篇。甚至認為該書係醫學中的《論語》、《孟子》，不能增減一字，也不可移換一節。
張誌聰是張遂辰的學生，師生合作推行維護傳統之學說。張誌聰不但推崇老師的《張卿子傷寒論》，還以章句法論證《傷寒論》連貫井然，並無遺漏，他還批駁方有執等三綱編次派是舉一而廢百。這一學派也對清代研究傷寒學派影響很大。
王肯堂，又稱“念西居士”。曾官至福建參政，後辭職回鄉，從此重操少時喜愛的醫學。
王肯堂居家期間，他邊療民疾，邊撰醫書，曾成功的為一位眼窩邊生毒瘤的患者行切除術，做過落耳再植術，“以驚驅驚”治愈一富家子弟因科舉得中驚喜過度而得的精神病。
他廣泛收集曆代醫藥文獻，結合臨床經驗以10年時間編著成《六科準繩》。這是一部集明代以前醫學之大成的名著，書中對各種疾病的症候和治法敘述“博而不雜，詳而又要”為曆來醫學家所推崇。
王肯堂雖然並非傷寒大家，但他的《傷寒準繩》，傾注了一生學《傷寒論》、研傷寒之說、治傷寒病、論傷寒學派得失的心血，也為研究《傷寒論》之重要參考書，影響於後世者甚廣。
王肯堂非常崇敬張仲景，他認為2000年來，其間以醫名世，為後世所師承者，未有不從仲景之書悟入。他尊仲景若儒門之孔子。他還認為傷寒法不但可以治療傳染病，還可以用以治療內科雜病，確是獨到見地。
王肯堂的《傷寒準繩》是對仲景《傷寒論》的發揮和發揚的著作。該書首列序列入門，辨證內外傷，及類傷寒辨；其後則以傷寒總例居前，敘傷寒之四時傳變，及汗吐下法，又愈解死證，陰陽表裏，傷寒雜病，類證雜論，察色要略：以下又分次論太陽病，陽明病……。所以，“傷寒之書，至此可為詳且盡矣。”
內科雜病在明末清初時也甚昌盛，名家輩出，學派林立。首先，醫學家們在前代內科雜病進步的基礎上，更為重視辨證論治理論的運用。
孫一奎，安徽休寧人，在其著作《赤水玄珠》一書中強調：凡證不拘大小輕重，俱有寒熱、虛實、表裏、氣血八字，苟能於此八字認的真確，豈必無古方可循。
此外，明代醫學家樓英在其著作《醫學綱目》中指出：必先分別氣血、表裏、上下、藏府之分野，以知受病之所在；次察所病虛實、寒熱之邪以治之。
明代內科雜病學醫家、醫著，幾乎無不強調臨床之辨證論治以及理、法、方、藥之運用。兩相結合，是明代內科學家的一大特點。
明代著名的內科雜病學家薛己，世醫出身，他的著作《內科摘要》，是我國醫學史上以內科命名學科、書名之最早者。他16世紀初被選入太醫院作禦醫，後被提升為太醫院院使，醫名鵲起。
薛己除了恭身醫療實踐外，於著書立說孜孜不倦，所以他的知己好友曾經描述了薛已在家中攻研醫理和埋頭於著述的情景。
薛己的著作特點是每論均附有醫案，以臨床經驗之例證，說明理、法、方、藥的依據，既重視前人經驗理論的整理，又著重自己的獨立見解，於內科雜病之發展頗多助益。
同時，薛己又是明代內科疾病治療倡導溫補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理論依據是，他們認為內科雜症多屬脾、腎虛損之症，故用藥處方多注重溫補藥物之應用。
溫補學派除薛己外，還有著名醫學家張景嶽、李中梓等，其影響十分廣泛而且深遠。
張景嶽，生於1562年，浙江紹興人。雖然致力於醫學研究較晚，但由於其刻苦過人，學術日精，醫名大振於時。
張景嶽的學術思想曾有過截然不同的轉變。最初，他十分推崇朱丹溪的“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的學說，但中年以後隨著自己學理的提高和臨證經驗的積累，轉而對老師的學說持批判的態度，晚年力主“陽非有餘，真陰不足”的理論觀點，認為人體虛多而實少。
因此，張景嶽在其代表著作《景嶽全書》中，頗多“補益真陰，元陽”，“滋陰養陽”，“溫補脾腎”之論述。同時可見慎用寒涼和攻伐方藥之主張。他繼薛己之後而超出薛己之影響。
秦景明，在學術上推崇朱丹溪的《脈因證治》，然而他認為，臨床診療疾病，更應首先重視疾病症狀表現之調查掌握，在全麵掌握疾病證候的基礎上，然後探求病因，再審脈象，最後根據辨證候、查病因、審脈象，進行綜合分析，得出治療方案。如此診療程序比先審脈、次求因、再辨證更科學。
基於上述認識，秦景明撰寫了《證因脈治》一書，總結了自己在診治內科雜病的經驗和理論，對發展明代內科學不無小補。
明清時期外科學之發展，繼唐宋時期之後，有很多創造和革新，這與明清時期整個醫學出現的革新傾向是密切相關的。其特點是治療領域擴大，外科手術種類增加，外科學家注重外科學之理論研究，特別是圍繞著外科醫療技術和學科理論的爭論等，都構成了明清外科較長足進步的重要因素。
汪機，出身世醫，隨父學習和行醫數十年，成為當代名醫，對醫學理論問題之研究尤有卓見。他於1519年總結自己對外科學研究心得時，寫成《外科理例》一書。從外科學之發展而言，或可譽之為外科理論繼往開來的巨著。
汪機十分強調外科疾病治療的整體觀念，創造性提出：
外科必本諸內，知乎內以求乎外……又諸中然後形諸外，治外遺內，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殆必己誤於人，己尚不知，人誤於己，人也不悟。
外科學在汪氏學術思想影響下，在理論上得到了顯著的提高。
薛己不但是一位多學的內科學家，而且對外科學也有著較深刻的研究，他強調外科醫學家必須要有內科學基礎，要有醫學理論修養。
他所主張的外科疾病瘡瘍診斷治療也一定要注重本末虛實等辨證論治原則，也是很有科學道理的。薛己有關外科的著作有《外科發揮》、《外科經驗方》、《外科心法》、《外科樞要》，以及骨科方麵的著作《整體類要》等。
王肯堂積10餘年之功，編成包括有雜病、類方、傷寒、外科、兒科、婦科等內容的《六科證治準繩》，在中醫發展上有著深刻的影響。
王肯堂在繁忙的醫療實踐和緊張的撰著生涯中，還與同道建立了廣泛的接觸和探討醫學的友誼，並與意大利來我國傳教的科學家利瑪竇過往較密，這對形成他在外科學上的某些學術思想特點，或者不無影響。
王肯堂的《外科準繩》對許多外科疾病的記載和認識水平的提高，給人們以深刻的印象，特別他所記述的許多外科手術，更是令人欽佩。
例如炭疽病，王肯堂在其著作中記載：1587年，一婦人售羊毛於市，曾引起了紫泡疔即炭疽病流行，造成大量死亡。
王肯堂在總結經驗時正確指出：“若因開割瘴死牛、馬、豬、羊之毒，或食其肉，致發疔毒。或在手足，或在頭麵，或在胸腹……或起紫泡，或起堆核，腫痛，創人發熱煩悶，頭痛身痛，骨節煩疼。”這就給炭疽病的傳染途徑、發病局部體證、好發部位以及全身症狀和預後作出了很科學的論述。
其他如對麻風病以及由外國傳入之梅毒、性病等，也都作出了比較確切的論述。
王肯堂還是我國首先記述男性乳腺癌的醫學家。在外科手術和醫療技術方麵，他所記述的腫瘤摘除術、甲狀腺切除術、肛門閉鎖症之成形術、耳外傷脫落之縫合再植術、骨傷科整複手法與手術等，以及這些手術與技術之消毒清潔和護理，內容十分豐富，實屬不可多得。
1604年，外科學家申鬥垣撰成《外科啟玄》，他對外科鼻祖華佗的外科手術未能傳世深表惋惜，故以“啟玄”為其書名，旨在發掘曆代外科手術療法與醫療技術，以為民造福，對清代外科發展有重要影響。
申鬥垣，提倡外科疾病的預防和早期治療，在外科學發展上是富有特點的。例如在敘述筋瘤的治療時強調“以利刀去之”，不要延誤時日。對血瘤，他主張“以利刀割去，銀烙匙燒紅一烙止血，不再生”，也有早期治療之意。
而在淋巴結結核的治療上，申鬥垣則明確反對亂施刀針手術，批評手術切除淋巴結核的醫生“如割韭相同”，隻“取其標而未治其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