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謀略——陰陽燮變2
《孫子兵法》與兵陰陽思想
我國傳統兵學自古就有兵陰陽術一脈。《漢書》將漢代以前的兵書分為權謀、形勢、陰陽、技巧4種，奠定了後世兵學分類的基礎。
在傳承至今的古代兵學著作中，春秋戰國時期軍事家孫武所著《孫子兵法》為最古，同時，此書也是當時兵學的集大成之作。
孫武出生在一個祖輩都精通軍事的世襲貴族家庭裏，從小喜歡看兵書。加上受齊國尚武精神的影響，長大後訓練“射”和“禦”的武技，這兩項武技既是戰場拚殺的基本技能，也是齊國社會競技活動的主要項目。
在學習武技期間，孫武立誌像他的祖父孫書、叔父田穰苴一樣，成為一名馳騁疆場的大將軍。他的老師感覺這孩子有不同常人的天賦，將來必成大器，於是教育孫武也就更加用心了。
公元前515年，30歲的孫武來到吳國，隱於穹窿中，著成兵法13篇。不久，孫武帶著13篇兵法，在吳國大夫伍子胥的引薦下，晉吳王闔閭。
吳王讀了孫武的13篇兵法，又與孫武進行了深入討論，認為孫武是難得的人才，就拜他為元帥兼軍師，執掌吳之軍事。在此期間，孫武對13篇兵法進行了修訂。
吳王闔閭去世後，孫武見其子夫差繼位後不納臣諫，且日益專橫，遂以探親為由，回到齊國與家人團聚，並於公元前503年編著成《孫子兵法》。
孫武被後人尊稱其為“孫子”、“孫武子”、“兵聖”、“百世兵家之師”、“東方兵學的鼻祖”。其所著《孫子兵法》，是我國古代最有影響的兵書。
從《孫子兵法》產生的背景來看，孫武之所以能寫出這部最有影響的兵學著作，其因素是多方麵的，擇其要者，應有以下幾點：
我國遠古以來，特別是春秋時期頻繁、激烈、多樣的戰爭是《孫子兵法》產生的源泉；
此前已有的兵學理論成果，如西周時期的《軍政》、《軍誌》，春秋戰國時期的《司馬法》等，它們是《孫子兵法》躍上兵學巔峰的階石；
春秋時期的社會思潮，特別是關於“道”、“仁”、“陰陽”、“保民”等的理論，是《孫子兵法》形成的文化因素；
孫武是齊國人，崇武尚智的齊文化，是培育《孫子兵法》這朵軍事理論奇葩的沃土，而孫武個人的天賦與努力，則是《孫子兵法》產生的主觀因素。
另外，漢族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形成的統體思維、辯證思維、象類思維等思維方式，對《孫子兵法》理論體係的構築起了指導性作用。
上述這些，是《孫子兵法》之所以產生於春秋而不產生於其他時期的主要原因。
孫武寫作《孫子兵法》時，當時的陰陽五行之說已經十分盛行。由於受當時這種思想潮流的影響，這部兵書中不可避免地包含有很多兵陰陽思想的影子。
事實上，作為兵家重要派別的兵陰陽術，在曆代兵法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即使是兵權謀一派，也是以奇用兵，以“陰陽”為技巧。可見古代的權謀家也離不開陰陽之術。
從內容來看，《孫子兵法》並非專講兵陰陽的著作，兵陰陽思想隻是散落在字裏行間的零星碎片。但這種在兵書行文中自然出現兵陰陽術語的表達方式，恰恰說明當時的陰陽五行思想已經是人們普遍認知的常識，隻是未占據主流地位而已。
總體來說，《孫子兵法》中出現的與兵陰陽有關的術語有“陰陽”、“五行”、“九地”、“九天”等，此外還有部分內容涉奇門遁甲及星學觀星術。
《孫子兵法·計篇第一》開篇提出了用兵必需的五事，即道、天、地、將、法。孫子對“天”的解釋是：
天者，陰陽、寒暑、時製也。
意思是說，天時，就是指晝夜、晴雨、寒冷、炎熱、季節氣候的變化規律。
《孫子兵法》這裏說的“陰陽”的概念源於《易經》，是《易經》的核心思想。而作為“群經之首”，《易經》一直是古人必修的知識，陰陽之理早已深入人心。
《孫子兵法》中的其他篇章也有與《易經》有關的內容，如《九地》篇中說：“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意思是要使強者和弱者都能發揮作用，在於適當地利用地形，使我軍處於有利的態勢。這是對《易經》所謂“立地之道，曰剛與柔”思想的吸收，因此具有易理上的“陰陽”含義。
“天時”的概念，在《孫子兵法》中指的是氣候和天氣情況，如在《火攻》篇所說的“時者，天之燥也”，就是指幹燥的天氣。
“日”的概念，在《孫子兵法》中指的是日期，與天文星相有關，如在《火攻》篇所說的“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指的是具體的星宿運行到某個方位的日期。而這些星宿運行到的方位也與氣候、天氣等有關。
“幹支”概念是《孫子兵法》中蘊涵的重要內容。“幹”指的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幹，“支”是指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十天幹和十二地支組合為60個單位，成為所謂的“六十甲子”。這種紀日方法在殷商時期的甲骨文中就已出現。
黃帝是“五帝”之首，《孫子兵法·行軍篇第九》中講到的黃帝勝四帝的典故，把四帝與具體的顏色和方位都聯係到了一起，就涉及幹支知識。
《孫子兵法·軍爭》篇中也說“視不相見，故為旌旗”，旌旗就是古代指揮作戰的旗幟，使用方法是一赤在南方，二玄在北方，三青在東方，四白在西方，五黃在中央，方位和顏色之間有著固定的聯係。
此外，墨家創始人墨子不僅把黃帝以外的四帝和具體的顏色、方位聯係在一起，還出現了五行陰陽屬性明確的天幹，即甲、丙、庚、壬四陽幹，及乙、丁、辛、癸四陰幹，再加上黃帝所處中央的戌己兩幹，正好是十天幹。《墨子》裏的記錄，就是對《孫子兵法》的有力補充和佐證。
這些充分證實，在孫子所處的春秋戰國時期，天幹和五行結合到一起的陰陽思想，已成為當時思想家們的共識。因此，用陰陽思想來解釋《孫子兵法》中的“天”更符合曆史事實。
孤虛是古人在用幹支紀日的過程中總結發展出來的，《漢書·藝文誌》考察漢代以前的兵學，列有關於“風後孤虛”的記載，說明黃帝時期的風後已經在兵戰中得到運用孤虛法。
孤虛主要與十二地支有關。孤虛方位則按照以下的方法尋找：歲次前一年為歲孤，如子年亥孤；月建前一位為日孤，如寅月醜孤；日孤理同上兩者。六甲時辰中旬空的兩地支為孤，稱為旬孤，與孤相對的方位為虛。
孤虛運用的基本原則，按照風水師鼻祖九天玄女的說法是“背孤擊虛”，即背朝孤的方向，進攻虛的方位。後人在奇門遁甲中繼承發展了這一理論，又進一步規定萬人之上用年孤，千人之上用月孤，五百人以上用旬孤，百人之上用日孤，十人以上用時孤，使之更加細化。
《孫子兵法·虛實第六》還講到了“五行”的概念，它指出：
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
意思是說，五行相生相克，沒有哪一種是經常固定起製約作用的；四季依次交替，沒有哪一季常駐一年的。
“五行”的概念來源於《尚書·洪範》：“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該書還揭示了五行之間相生相克的克製關係。因為這種克製關係是循環往複的，所以《孫子兵法》說“五行無常勝”。這種思想可以說是較好地反映了世間萬物的存在規律，是一種樸素的唯物辯證思想。
後世兵陰陽家在發展五行學說的理論時，也遵循五行生克原則，並在陰陽術數之中又引入了旺相休囚廢等概念，使得每一個元素都隨著時間的推移處在由生到盛、由勝至衰、由衰而生這種循環往複的動態變化之中，這是符合事物存在的客觀規律的。
對於“九地”、“九天”，《孫子兵法·形篇第四》中說：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意思是說，善於防守的人，能充分利用各種有利地形，達到隱匿軍形深不可測的程度；善於進攻的人，能適應天候的變化而行動，做到迅雷不及掩耳，使敵防不勝防，既能保存自己，又能獲得全勝。
古往今來大多數兵家認為，“九”表示數的極點，“九天”、“九地”比喻隱藏的深不可知、高不可及的事物。唐代兵陰陽家李荃就曾經從奇門遁甲的角度來注解《孫子兵法》的“九天”、“九地”。在李筌看來，奇門遁甲是用於戰爭的。
後世兵家在運用奇門遁甲指導行軍打仗時，參考“九天”、“九地”兩個神的方位來排兵布陣，有一定的依據，也可能確實有指導意義。
當然，以現有的史料很難判斷《孫子兵法》中的“九地”、“九天”與後世奇門遁甲裏的“九地”、“九天”是同一概念。《孫子兵法》中“九天”的概念出現的很少，而“九地”出現的則比較多，解釋的也較為詳盡。
如《九地篇·第十一》，開頭就列舉了“散地”、“輕地”、“爭地”、“交地”、“重地”、“衢地”、“圯地”、“圍地”、“死地”等9種地形，並指出對這9種地形“不可不察”。
由此可見，孫武的“九地”有其具體所指，與奇門遁甲直符、騰蛇、太陰、六合、勾陳、朱雀、九地、九天這“八神”中的“九地”沒有必然的聯係。
此外，奇門遁甲的“主客論”，是奇門應用成敗的關鍵，也與《孫子兵法》一脈相承。如《孫子兵法·行軍篇第九》有“如果敵軍渡河前來進攻，不要在江河中迎擊” 的論述，《九地篇·第十一》也有“凡是越境進攻作戰，越是深入到敵方的重地，就越是能使軍心穩固，使士氣振奮，牢牢立於不敗之地”的論述。二者的原文所說的“客”指的是先動、發起進攻的一方，“主”指的是後動、防守的一方。
奇門遁甲中“主客論”的占驗也以動者為客、靜者為主，先動者為客、後動者為主，主動出擊為客、消極防守為主，天盤隨時辰運動為客、地盤在固定局中不動為主。這也從一個側麵佐證了奇門遁甲在古代確實是為兵家服務的，在發展過程中也確實是吸收借鑒了《孫子兵法》中的一些思想。
《孫子兵法》中也有星學內容。上古時代，古人就已經開始用天象來指導各種實踐活動，如《易經》裏就有“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的話。到了春秋戰國，觀星術已經非常發達，星學等天文知識已經與政治緊密聯係到了一起，運用到了政事的預測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