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過不去的“時差”逃不掉的“必須”
翠柳街
作者：吳佳燕
薛憶溈是一個對時間有著高度敏感的人。語言的考究、數學的精準與詩性的濃鬱常常在他的小說中水乳交融。他因此被稱為中國文學最迷人的異類。如題目所示，他的最新中篇小說《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是一篇有著強烈時間與時代感的波瀾壯闊的小說。在時間的流駛與空間的穿越中，主人公X（人物的符號化正是薛氏小說的又一強烈印記）經曆了最為豐富的一天，這一天如此漫長而特別、神奇而悲傷。
在小說中，關於時間的深廣思考是以“時差”的麵目出現的。它強調的是時區的差異及時間對人的阻隔。那些身心的不適、記憶的模糊、情感的淡漠和人際的隔膜皆與此有關。如果說時間強悍如刀，那麼時差就是銳利的刀鋒，會讓你的撕裂感更甚。所以X從異國返鄉時，總有一種揮之不去的陌生感。陌生的街景與粗魯的白人，成為最熟悉的陌生人的家人、戀人和朋友，同學會上讓人眼花繚亂的各種信息，都在提示著穿越而回的主人公所置身環境的人是物非。從某種意義上說，X就是一個活在時空縫隙中的人，因為時空的切割與當下中國暫時失聯，然後在突如其來的空降與社會文化語境的錯落中變得恍惚不安。就像小說中那趟不斷晚點的列車，他跟不上這個飛速運轉、千變萬化的時代與世道。然而在國外除了對藍天與安寧的感慨，亦看不出X與這個世界有多大的關聯。所有生活過的地方都變成了異國他鄉，X由此成為一個漂泊無根的局外人。那種陌生與不適成為橫亙於他與這個世界之間的永遠過不去的“時差”。
讓人疑惑的是，在全球一體化背景下，兩個時空的切換為什麼會讓X有如此之大的落差感，讓人最直觀的感受就是從清澈穿向霧霾？這裏麵有著作者對當下國情的關切與反思。一方麵是經濟的快速發展與大國地位的崛起，另一方麵是社會轉型期的激變、複雜、多元乃至價值觀的混亂，讓人們內心與外在的霧霾常常不期而遇，現實與魔幻的邊界變得模糊不清。時間成了一個高密度的充滿各種信息爆炸的容器，包容著作者對當下中國各種社會現象與時代症候的掃描，蕪雜而混亂，而X在飛機上跟鄰座的白人談起的關於“兩個父親”的隱喻尤叫人印象深刻。這讓我想起戴錦華所說的大時代象征秩序的坍塌後的中國位置，這是一種社會層麵上過不去的“時差”，它呼喚著與經濟發展相稱的文化自覺。
“時差”還意味著人對時間的選擇性記憶。時間因人的主體感受而被壓縮或拉長。線性時間因此被打亂。那些對主體產生重要影響、打下深刻烙印的時刻或事件，成為人的生命記憶中過不去的“時差”。小說用個體經驗中的時間節點，不動聲色地銜接起一個個曆史事件，讓人可以窺見廣闊變幻的社會語境。因為距離之遠，才會思念之切。過往的熟悉會在回憶中變得更加親切美好，過去的遺憾在時間的衝刷下也會更加清晰光亮，所以X才會懷念那個已經蕩然無存的故鄉，懷念舊照片中“沒有吃虧隻有開心”的孩提時代；所以同學“芋頭”才會對中學時的暗戀對象鍥而不舍：“我特別想得到從前想得到卻沒有得到的東西。”可是，如果說對遠的思念也不可避免會帶來一絲對過去的美化色彩的話，那麼是不是也可以說，X對現實的失望不適也包含著距離之近與衝擊感之強的原因？也就是說，“時差”多少會影響到我們對過去和現在的態度。
還有對未來樂觀態度的反思。這也許是作者如此精心選擇時間切口的良苦用心所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對於X而言是多麼漫長而豐富的存在，它是一年的最後一天，也是一個時代的最後一天，它是新舊交替的節點。它讓X因為父親的去世被客觀卷入一場遺產的紛爭，而“遺產正好就是混合了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大雜燴”；它讓X因為姐姐的羞辱走進曾經戀人的臥室，用一場性愛來緩解內心的疏遠與傷痛；它讓X因為空間的穿越神奇地經曆了兩個時區的新舊交替；它讓X回憶起生命中經曆的其他的“最後一天”；它也揭示了在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線性時間上，人們對未來的樂觀期待：小說中讓學生寫新年打算的中學班主任，可能孕育中的新生命，首尾呼應的男女對話與貓的聲音情感的變化，出租車司機的新年期待，都充滿了這種指向。人們為什麼會樂談新舊交替的意義，為什麼那麼喜歡宣布“時間開始了”？“一天之計在於晨，一年之計在於春”，人們看重新舊交替的意義其根本原因在於喜歡對未知的、未來的事物進行一個美好樂觀的預期。新生命的延續與對未來的期待成為穿透現實霧霾的想象力量。而當這種線性思維被死亡的陰影籠罩之後就變成了一種時間的無意義和生命的無奈感，就像那位在床上等死的班主任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