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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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青麗
我的父親名叫段七星，生於1934年農曆二月初十。
按照鄉俗和我們的經濟條件，應該為父親舉辦一個盛大的八十華誕慶典。本著勤儉持家的古訓精神和時代新風的要求，我們兄弟商量，一切從簡，決定由我寫一篇文章，作為賀禮，來表達我們的拳拳孝心。
父親祖籍臨汾縣（今堯都區）孫曲村，本姓李氏，由於父親的爺爺年幼時給本村段姓承嗣，改姓為段。起初，段姓的家景比較富裕，但沒有過了多長時間，家道就衰落了。之後，曾祖母為生活所迫，帶著12歲的兒子（即我的爺爺）又改嫁他人。
按照鄉俗爺爺應改名換姓，開始年幼的爺爺並沒有認真理會，但隨著年齡的增長，爺爺不願意這麼做，就離家出走，開始了漫長的學徒生涯，從雜貨鋪的記賬員到警察局的幹事以及體力活都幹過，其間還學習中醫和風水等知識。爺爺成家之後，由於在孫曲老家和曾祖母的改嫁之地都無法安家，而嶽父又很照顧他，於是就在嶽父的家鄉另立了門戶，這個村子就是現在的堯都區西頭三泉村。
父親在這個小山莊度過了自己的童年。
在那個年代，爺爺算是一個有見識的人，父親8歲時，就被送到本村的私塾去讀書，後來又送父親到劉村中學的前身自力中學讀書。身處戰亂年代，父親的學業時斷時續，直至輟學。
在那個時代，父親已算是個有文化的人了。正是有這樣的文化基礎，加上爺爺的朋友關照，15歲的父親給臨西縣的縣長劉振錫當了通訊員。後來縣長隨軍南下，父親不願意去，又回到了西頭村參加了土地改革運動，先後擔任過村農會的秘書、民兵隊長和西頭七區政府通訊員。區政府遷往一平垣村，父親不願離家，回村務農3年。22歲時，經人推薦在西頭供銷社重新參加工作擔任營業員。25歲時參加大煉鋼鐵運動，成為原平鋼廠的一名裝卸工，曆時3年。
委屈的青年
1962年，國家經濟困難，父親被原平鋼鐵廠精簡壓縮回到了村裏。不久之後，經親戚介紹認識了我的母親，他們就結婚了。
這年父親29歲，母親22歲。此前，父親已經有過兩次婚姻，母親也有過一次婚姻。他們結婚時約定，父親要從西頭三泉村遷往土門村居住，生育的第一個孩子必須從母姓，以頂立王姓門戶。對於這個約定，父親在無奈之下同意了。29歲了，離過兩次婚，經受的曲折自不必說，工作了多年，也遇到許多的挫折；母親盡管也離過婚，但年輕個人條件又不錯，因此父親並沒有多少話語權。
結婚時，父親給了母親300元錢算是財禮錢，安家需要修葺已經破舊的房子，還得購置必備的生活用品，這些錢為他們共同生活創造了必要條件。
母親和父親結婚前，通過法律手段從叔伯家追回了屬於她父親的那份房產，正是這份房產給這個家庭帶來了無休止的糾紛。結婚後，他們住到了從堂兄們手中要回的房子，雖有法律作保障，還是引起了他們的不悅。用今天的眼光看待那些房子，真可以說是微不足道，在當時卻是一份不菲的房產。這是一座民國時期建造的四合院，屬於我們家的是三孔南窯，還有一部分附屬房產，院子裏全都是用青磚鋪的地，用母親的話講是“下雨不濕鞋”。那個時候不準造新房，再加上經濟不寬裕，有這樣的房院確實算高標準了！
剛開始，叔伯們的後代對父母還能以禮相待，時間一長摩擦也多了。父母住的房子是所有房產的三分之一，相對比較寬敞，叔伯們的後代孩子較多，自然顯得緊張，因為一些瑣事不時會發生一些糾紛，到我懂事時這些矛盾日積月累，以至後來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他們常常罵父親是“招布袋”。
四合院中父親是唯一的農民，收入很低，和掙工資的他們比，自然屬於貧困戶。平日父親為他們幹了不少體力活，他們仍然瞧不起父親。生活在這樣的環境，父親感到很壓抑。母親是個很要強的人，自小失去父親，很任性，有時不能理解父親的難處，夫妻之間常常不和，甚至爭吵打架。
父親無奈時，總是要回老家西頭三泉村去僻靜幾天。逢年過節，父親經常采用不同的方式和母親抗爭，以發泄心中的壓抑。
不管心中有多麼憋屈，為了一家人的生活，父親還是要參加生產隊裏的各種勞動，同所有農村的全勞力一樣掙工分養家糊口。慢慢長大的我，目睹了父親遭受的艱辛屈辱與不公。生產隊的農活父親幾乎都做過，從搖耬耙耱、趕膠輪車到出圈挑糞，無論嚴寒酷暑，或是春種秋收都勤勤懇懇，任勞任怨。
父親年少時沒有幹過多少體力活，是農村人所說的“沒有苦”，特別累了的時候總要休息幾天。體力上的累不算什麼，最難以承受的是來自別人的蔑視與不公。
父親不是本村出生長大的，沒有兒時的夥伴，缺少“鐵杆哥們兒”，跟著母親來到土門，成為名符其實的“外來戶”，時常受人排擠與欺侮。外祖父去世早，沒有老人的蔭護，在村裏沒有地位。有時隊裏安排的活兒不好幹甚至很難幹，稍有不從，就會有拳腳的“禮遇”，挨打挨罵是經常的事兒，這些都是我親眼目睹的。
每遇到這樣的情形，父親總會長籲短歎，後悔自己年輕時不懂得選擇和堅守。他常說過去如果怎樣，現在就不會這樣，因而對我的文化學習要求格外嚴格。
父親在這樣的環境中過了整整十年。
1972年，父親在耙地時未站穩掉進了耙裏，耙上的鐵齒割傷了父親的腿，隻好在家休息。迫於生計，父親用從爺爺那裏學到的風水知識給鄰居朋友家看墳地，幫助他們選紅白喜事的日子，俗稱“風水先生”，以期獲得微薄收入補貼家用。這種行為在當時被認為是“迷信”活動，村裏有人把這件事情反映到公社，公社領導便在一次大會上點名批評了父親，父親頓感壓力很大。生活在這樣的環境，到處充滿不公和不平，父親有了改變處境的想法。
恰在這時，父親當通訊員時的朋友做了西頭公社的黨委書記，出於友誼和工作的需要，那位書記問他是否願意到公社去做一名事務長。這個崗位在計劃年代是臨時工不轉戶，這份工作主要是協助廚師管好夥食。為了改變環境，父親決定去投奔這個朋友。
那個時候西頭和土門分屬於兩個公社，當時的社員也是被牢牢地束縛在土地上，未經批準是不能外出務工的。父親隻好說和母親沒法過了，要回西頭老家去，撒了這樣的謊，父親才把自己的戶口從土門村遷出。由於不能轉戶口，父親隻好把戶口關係裝在身上。不管怎樣，總算有了一份體麵的工作，由掙工分變成掙工資了。環境改變了，自己卻成為沒有戶口的“流竄”。
工作不長時間，有人提出父親的戶口不在西頭公社，這個崗位不應該由父親幹。那位書記又將父親調整到公社所屬的臥龍垣煤礦做了一名開票員，後來又調整為采購員。與在生產隊相比，父親的心情總算不那麼壓抑了。
艱難的壯年
臥龍垣煤礦采購員的工作主要是住在臨汾城為礦上購買材料，聯係大客戶銷售煤炭。
對於這份工作，父親甚是滿意，投入了巨大的熱情和心血。辛勤的工作換來了領導的充分肯定，家裏的經濟狀況和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母親也覺得自己有了“地位”，不時帶著我和弟弟住在城裏，全家人都很高興。因為父親掙了工資還有補助，每月能領到50元左右，必要的開支後還有少量結餘，從此之後再不欠隊裏的糧款了。更為重要的是，父親還能為鄰裏和親朋購買到緊俏的生活物資，村裏人對他有了尊重，父親精神上也感到很大的快樂，過去感受的壓抑也減少了大半。這樣的日子過了大概三年的時間。
1975年我剛剛12歲，按照鄉俗應當“圓鎖”。家庭狀況好轉了，父親和母親自然也想把我的生日宴辦得體麵一點。本來我的生日是農曆臘月廿八，考慮到那時年關在即加上天氣又很冷，父母決定提前兩個月舉辦生日宴。
經過幾個月的準備，生日宴那天總算辦得還有些體麵，我高興極了。但沒有想到，當天晚上忽然停電，隨後大隊革委會一名主任帶人以“破四舊”的名義將親朋好友送的禮物洗劫一空。對於這種行徑，父母悲憤難當，深感屈辱。
多少年來，偌大的一個土門村從未發生過這樣的事情，為此事父母哭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早，父親改接燈線，由於情緒不好致使電燈線連電，燒壞了全家的電燈和電線，還差點弄出了事故。當時我還小，根本無法體會父親此時的心情。父親隻是說了一句話，“‘出門人’真是不容易啊！”
這件事使父母受到很大傷害，特別是母親，半年之後就患上了氣管炎，遇事一不順，就喘不上氣來。從此，父親一邊工作，一邊幫助母親治病。剛開始，母親半年住院一次，後來病情漸重，住院的次數自然增多，三年間一共住院十幾次。由於入不敷出，家庭經濟狀況又趨惡化且債台高築，欠款達2000餘元。這是一筆巨額債務，需要父親7年工資的總收入才能償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