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諧積極的軍樂聲中，在迎風飄揚的太陽旗下，電影《鬼子來了》拉開了序幕。長靴踏上馬鐙，倭刀跨在腰間，不是為了去廝殺戰鬥，而是為了率領軍團樂隊巡回遊走在鄉間村路，去開展太平無事、皇恩浩蕩的統治宣化。那領隊向村裏的孩子們吆喝：“誰是我的好孩子？”然後把好吃的糖果遞給他們，並與他們把玩著抓鬮的遊戲。而對成年人則如同嚴厲的父兄，“水的要幹淨。水的不幹淨，一、二、三，扇三個耳光！明白？”攏著棉衣袖的二脖子連連哈腰：“明白，明白，今晚就給您老送幹淨水。”
這真讓我們看到了一個與以往“燒光、殺光、搶光”大為不同的抗日題材電影。
隨之，影片立即就為主人公馬大三出了一道難題。昏暗的油燈下,“我”用槍頂住了馬大三的腦門，要他收下麻袋中的兩個俘虜，一樣不能丟、一個不能少，還不能讓鬼子知道。更要這個倒黴的村民抽空審訊，承諾大年三十會前來取人。馬大三膽怯地懷疑日本炮樓子就在村口，要是出了事該找誰呢？
來人斬釘截鐵地回應：你！
此等突發事件，馬大三猝不及防，他馬上向五舅姥爺等同村人彙報商議。五舅姥爺顯然是村裏德高望重者，具有類似族長的權威。他說出的話，文采斐然卻百無一用：“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來者不善善者不來”。當馬大三警示，如若不答應這個“我”，就要全村人的命時，現場一下子安靜下來。他們最終選擇順從、履行強加給他們的契約。
影片看到此，我便不得不對編劇作者對中國社會的深刻洞察而感到欽佩。
兩千多年來或者更早的時期，中國曆來就是家族社會。自秦始皇以降更是確定了“以一家代表一國”的政治模式。全國各地遍布著大大小小的村落，而這些村落又大都是以家族的形式繁衍存在著。這一點，在山海關附近的掛甲台表現得尤為淋漓盡致。五舅姥爺、八嬸子、四表姐夫，這些人名稱謂中詮釋著近鄰都是遠親的文化內涵。
而在以村為建製的中國社會最底層地緣生活圈中，以家為紐帶的中國農民已踏踏實實做了幾千年的“被統治者”。他們早已習慣於“被統治”。無論在何時何地，他們與“統治者”的作為和事業更無絲毫關係和聯接。影片進而辛辣地暗示，農村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中國農民對由誰來統治他們，或許並不像主流宣傳得那樣有堅決明確的價值判斷和選擇，而更多的是隨行就市、得過且過。天真幼稚的孩子們總是喜歡糖的。二脖子現在因為水不幹淨被日本子打三個耳光，那想象中之前的大清酷吏，會是僅僅打五個耳光那麼簡單嗎？
一切，首先都是為了生存。
1945年，華北日本占領區。敵、反、“我”三方統治勢力犬牙交錯，相互鬥爭。基層的民眾自然是他們的爭取對象，卻也時時刻刻有盤剝的危險。爭取決定了盤剝的不可避免。
在這樣國情、家情的路徑依賴之下，影片以敏銳地文學藝術洞察力，向觀眾提出了一個奇妙而耐人尋味的問題：如果統治者強迫被統治者，去做本應由統治者來做的統治職責，將會出現一個怎樣的情況？顯然，我們在一次次的捧腹歡笑中領略到馬大三等一幹村民為了履行契約而做的滑稽之事，但這事件背後的思考卻令人發出一次又一次的長籲短歎。
在馬大三一方，影片試圖以極盡幽默的故事敘述深刻揭示，在讓被統治者去踐行隻有統治者才做的事時，“被統治者們”始終會不自覺、無意識地被自己固有的思維方式和文化理念所束縛和羈絆。所謂“受人之托”，就要忠君之事。“恭敬不如從命”等等實踐價值，都反映著如馬大三一般的中國農民總是在用家族社會底層、人與人平等交往的孔孟之道來指導、應付著從天而降的大麻煩。
坦率地說，我們總能聽到影片在發出另一種觀點：統治者對被統治者往往是最不講信用、最不負責任的。馬大三好吃好喝、起早貪黑、小心火燭地等待“我”來取人，卻應聲落空。五舅姥爺派六旺到他們以為的“我”處去問詢“我”的情況，得到的回複竟然是不知道“我”，更不曾擱人，要村民在炮樓子底下把俘虜自行“處理了”。
一旦這個困境設置凸起，我們看到了影片對被統治者本性精彩的展示。一麵，中國的農民作為被統治者，他們特具“與人謀事為忠”的善良。另一麵，更表現出了他們“不會殺人、害怕殺人、殺不了人”，與統治者截然不同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