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左翼文學的複雜性看其對當下文學的意義
文學·影視
作者：尚婧
【摘要】建國以後對左翼文學的評價經曆了“惟左獨尊”和“惟左為非”這兩個極端化的階段，近幾年人們開始以更加客觀、理性的態度重估左翼的價值。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對左翼文學的複雜性和多樣性做出正確的認識，在此基礎上結合當下文學的發展趨勢來分析左翼文學有哪些優秀的品質值得我們吸收與借鑒。
【關鍵詞】左翼文學；現實主義；底層立場；大眾化；戰鬥精神
左翼文學是一種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內涵的文學形態，它是伴隨著中國革命的曆史進程而產生和發展的，它所創造的無產階級美學範式對中國現代文學以及當代文學的發展產生過重要的影響。也正是因為左翼文學與政治的緊密聯係，對它的研究隨著中國政治狀況的變化呈現出波折起伏的狀態。長期以來，對左翼文學的研究體現出兩種極端化的傾向：“惟左獨尊”和“惟左為非”。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是“惟左獨尊”，在政治上的極左政策的影響下，左翼文學成了唯一合法的文學形態，大量非左翼作家被排斥在研究視野之外，造成了文學發展和文學研究的極大的不平衡；70年代末至80年代是“惟左為非”，由於十七年以及文革期間文學遭到了嚴重的傷害，文革結束後文學界急著撥亂反正，力圖擺脫極左政治的束縛。以往受到非議、被邊緣化的一些非左翼作家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推崇，如沈從文、張愛玲等，“但是，當我們在爭取這一批人的自由的時候”，“卻重新把另外一批人押上了曆史的審判台”[1]，對左翼文學的價值評價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無論是“惟左獨尊”還是“惟左為非”，這兩種傾向都是二元對立思維的產物，都是不合理的，對於左翼文學的研究來說二者皆不可取。好在90年代以後，人們對左翼文學的態度逐漸趨向冷靜。前幾年，學術界對左翼文學的研究又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尤其是“底層文學”、“新左翼文學”等現象的出現，使得左翼文學重回人們的視野，關於左翼文學的評價問題及其對於當下文學發展的借鑒意義引起了人們的熱議。那麼，如何正確、客觀地認識左翼文學並從中吸取經驗教訓、獲取有益於當代文學發展的理論和創作資源呢？這首先要從正確認識左翼文學的豐富內涵開始。
一、左翼文學的複雜性
以往之所以出現對左翼文學的兩極化的評價，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對左翼文學這一概念內涵的認識上的偏差。“左翼”之“左”有著很強的誤導性，它的政治內涵容易使人將左翼文學的概念窄化並等同於受極左政治思潮影響並極端化了的文學觀念。新時期文學以來，為了“去政治化”，當代文學的創作與研究一直在吸取左翼文學的教訓，而對其有益經驗卻重視不足。要糾正這種做法，就應該拋棄意識形態的偏見，對左翼文學的內涵進行重新的認識。事實上，左翼文學雖然是無產階級的文學，但這並不意味著它隻有政治化這一種形態，在左翼陣營的內部，圍繞著為無產階級革命服務這一主導價值理念，許多作家在人生態度、審美追求、創作方法等方麵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呈現出多樣性與複雜性的狀態。按照這種差異性，我們可以把左翼文學的理論與創作分為以下幾個種類：
第一種就是以“左”為特征的完全意識形態化的革命文學，代表人物有郭沫若、成仿吾、李初梨、錢杏邨、胡也頻、蔣光慈等。左翼文學的弊端主要體現在這一派人物的身上。他們強調文學對於政治的隸屬關係，認為文學應該是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工具和武器，政治傾向非常鮮明，忽略甚至有意抹殺文學的獨立性和多樣性。這種文學主張，一方麵使得“革命文學從創作主體到形象主體充分的觀念化，並在政治文化的邏輯上，建構起了抽象的觀念神話和道德理想主義的人物神話”[2]，另一方麵，個體性的“我”變成了群體性的“我們”，文學作品中的個體形象具有了階級群體化的特征。這一類型的左翼文學富於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的色彩，對社會現實的認識與處理簡單而粗糙，文學作品趨於公式化、概念化，存在著關門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弊端。而這些缺點，也正是左翼文學在後世遭到詬病的主要原因。直到延安時期以及建國以後，出於政權建設的需要，這種創作理念被發揮到了極致，對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生態環境產生了很多負麵影響。
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上述文學觀念並不能全權代表左翼文學，它隻是左翼文學的其中一部分。左翼文學中的第二個重要的種類，被稱為社會剖析小說，以茅盾、沙汀、葉紫、吳組緗等為代表。“普羅文學最大的曆史價值是使文學離開象牙之塔，關注社會現實”[3]，而茅盾等人，就是自覺地堅持五四所開創的現實主義創作道路，關注現實，反映矛盾，描繪30年代中國社會的曆史麵貌，對社會生活進行理性的剖析。這類型社會剖析小說的藝術成就要高於上一種理想的、浪漫的革命文學，因為有真實的現實生活體驗而避免了概念化的弊端，同時也因為其批判的鋒芒而更好地發揮了文學的社會功能。
第三種類型同樣也繼承了五四文學“為人生”的現實主義傳統，但它所表現的內容要更為深刻，即以魯迅、胡風為代表的注重人的精神問題、致力於“改造國民性”的文學。魯迅雖然被推舉為“左聯”的領袖，但他在左翼作家內部始終還是一個獨特的存在。他並不回避政治問題，同時也不以政治標準來衡量文學的價值。魯迅關注的是“人”，他始終以救國救民為目的，抓住精神文化這一核心，圍繞“人”這一根本問題去關注現實，以“引起療救的注意”。這一主張將左翼文學的現實主義追求更加深化，顯示出更為深沉的審美追求和思想追求，豐富了左翼文學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