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底蘊——藝苑民風4
源遠流長的伊斯蘭教
伊斯蘭教傳入我國，以廣州一地為最早，時為隋唐時期。其時，因廣州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港口，外商雲集，尤以波斯、大食商人為多。而波斯、大食信奉伊斯蘭教，伊斯蘭教就是由這些商人傳入廣州的。
在廣州的阿拉伯商人，由於語言、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的關係，聚居一起，逐漸形成以懷聖寺為中心的“番坊”。番客們在番坊內建有禮拜寺，番坊設一番長或番酋。
裁判僑寓廣府伊斯蘭教徒間所起之爭議……每逢祭日，其人需偕其信徒勤修宗教儀式，講談法語，更當為其本國君主祈禱。其人執掌此職，乃遵伊斯蘭教之法度。
這些番長，同時又是伊斯蘭教之教主阿訇。
其時，在廣州伊斯蘭教徒中，最有名的是唐代初期來華傳教的阿布·宛葛士，相傳他為穆罕默德的近臣，廣州懷聖寺就是他創建的。
唐代，嶺南除了廣州有不少大食、波斯人外，海南島的振州也有不少大食、波斯商人。振州沿海是東來番舶發生事故時臨時停泊之所，一些番船抵禦不住颶風驟雨的襲擊，被迫靠岸避險直至居留當地。
大量番客聚居於振州，形成嶺南地區的又一伊斯蘭教文化聚落。
宋代，我國對外的貿易更加發達，廣州的番客更多，番坊一如唐代體製。廣州之伊斯蘭教較唐代為盛。
其時，不少番客攜妻女來廣州定居，或娶華婦為妻而長期居留，更有在華擔任官職的。如番舶綱首領蔡景芳，因“招誘舶貨”有功而被補授承信郎；阿拉伯商人辛押牾羅曾被宋神宗封為歸德將軍。由於番客較多，宋徽宗時正式設立了專門培養番客子弟的“番學”。
宋元兩代，海南島振州沿海地區的番客陸續增多，其來源除了因海難被迫居留的波斯、大食商人外，還有不少因避戰亂或出海作業為台風所逼從占城移居而來的，這些人是唐代時大食內亂由大食移居占城的。他們都是伊斯蘭教的信徒。
元代，我國之版圖擴及西域諸國，西北陸路通西域之途暢順，伊斯蘭教由陸路大量傳入西北及中原諸行省，為我國伊斯蘭教傳播的極盛時期。而廣東地處南海邊緣，伊斯蘭教勢力及廣東者至微。
明代中葉，由海路而來華經商的大食、波斯商人大大減少，隨商業發達而盛行的廣東伊斯蘭教亦因此而日漸式微。
唐、宋、元三代，嶺南伊斯蘭教徒以外國僑民為主。由於伊斯蘭教徒的生活習慣與嶺南本地人差異較大，難以為當地人所接受。同時作為商人的這些伊斯蘭教徒來到嶺南是為了經商，他們並不以傳教為目的，所以伊斯蘭教並未能在嶺南廣泛傳播。
至明代，內陸地區回族人陸續移居嶺南，主要移居廣州、肇慶等地，嶺南伊斯蘭教徒以這些回族人為主，所屬教派為遜尼派。
1468年，南京回回軍首領羽士夫、馬黑麻等，奉派率回回軍1000餘人南下平亂，後奉令留戍廣州，分駐於大東營、小東營、西營、竹筒營四處，時稱“四衛”。
同時，南調“達官營”都指揮使廉忠屬下的400餘回兵連帶家屬駐地肇慶。這些回兵，從此定居嶺南，繁衍後代，成為嶺南伊斯蘭教徒的主要成分。
清代初期，山東、山西、陝西、浙江等地有回兵陸續被派來廣州、肇慶，並定居下來。其時，肇慶城內曾設回回營，在城東北隅，營房85間，均住回回士卒。
伊斯蘭教傳入嶺南後，建有多座清真寺，計廣州有懷聖寺、南勝寺、濠畔寺、東營寺和東郊寺，肇慶有城東寺、城西寺及城中寺。
海南島之海口、崖州、儋縣、萬寧等地也建有清真寺，其中三亞羊欄回族聚居地區明成化年間曾建有3座清真寺：清真古寺、清真西寺、清真北寺。在這些清真寺中，以廣州懷聖寺最為著名，而且曆史最為久遠。
[旁注]
海上絲綢之路 是我國古代與外國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它主要有東海起航線和南海起航線，形成於秦漢時期，發展於三國隋朝時期，繁榮於唐宋時期，轉變於明清時期，是已知的最為古老的海上航線。
回族 以13世紀遷入的中亞各族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為主，包括7世紀以來僑居東南沿海某些商埠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後裔在內，在長期發展中吸收漢、蒙古、維吾爾等族成分逐漸形成。伴隨著民族的形成，具有本民族特點的文化紮根於華夏大地，成為華夏文化中的一個新類型。
都指揮使 古代官名。明代置衛所於各地，以都指揮使司為常設統率機構，簡稱“都司”，長官都指揮使為地方最高軍事長官，屬朝廷五軍都督府。明代京衛與外衛並置指揮使司，有指揮使等官。
清真寺 唐宋時期稱為“堂”、“禮堂”、“祀堂”、“禮拜堂”，元代以後稱“寺”、“回回堂”、“禮拜寺”，明代把伊斯蘭教稱為“清真教”，遂將“禮堂”等改稱“清真寺”，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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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聖寺地處古珠江河畔之番坊，因寺內有光塔，俗稱“光塔寺”。
該寺的庭廊樓簷布局，具有唐代的建築風格。全寺坐北向南，進入寺門有一甬道，迎麵為一狀似古城門的看月樓，重簷鬥拱，紅牆碧瓦，拱門四開，貫通兩廊庭階。北為大殿，殿前為庭院，庭院四周雕欄環繞，兩邊有低矮長廊。殿南左右，各有碑亭，碑亭與東廊牆壁，藏有曆代碑碣，其中包括1350年及清代康熙、道光、鹹豐、同治曆朝重修懷聖寺的碑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