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說這篇小說可以看作一個傳統，手工等價值漸漸消失的現代社會下，學生――社會的新鮮人在現實生活，工作中因物化而失衡，遇到種種挫折而領悟一些人生道理，韜光養晦，然後重新上路的故事。年僅20的作者可以說很好地運用小說中的兩條線索處理了傳統與現代價值對比這個問題，突出了現實中存在的問題，顯示了作者觀察生活的眼光；在其中描寫一個同齡人，在不同的環境下作出適應和改變(如在監獄裏變狠)，顯示了作者發展人物和調度情節的能力。我們很難要求年輕的作者更細膩地去想像和揣摩人物的心理，或者溢出情節上進行更多的思考。
每一個時代的人都有他們要麵對的刻著時代烙印的問題，同樣，每一代作家都有他們寫作的特點。50-60年代出生的人，在80年代登上曆史舞台時關心的尋根和啟蒙，那時的人多是理想主義者，一心改良中國的現狀；70年代出生的人在90年代麵對的是改革開放，一些人仍然關心人文精神，不過更多的人是關注個體，經濟大潮、下海、出國；80年代出生的人身處畢業與失業問題，蝸居一角的時代；89年出生的作者白艾昕現尚在念書，暫時也不用擔憂房子這樣的龐然大物，他所代表的是準90後。90年後尋找的是各種新穎，酷炫的商品和娛樂，他們的理想是“仗劍走天涯”，“看看這個世界的繁華”，而不必對世界秉持改良主義，心懷著集體奉獻主義，要為高尚的理想去奮鬥和犧牲的精神。
80年代的作品不少是一種宏大的敘事，90年代的雖然轉向個人寫作，不過就算是朱文的《我愛美元》裏麵仍然有與商品世界搏鬥的痕跡。而王小川在經曆了一番挫折之後(差點要坐牢10年)，雖然“還是渴望能夠擁有一番事業”，他心中的事業肯定不是看不起的按摩保健店，而是成為商業的弄潮兒。這雖是他個人的取向，不過仍有普遍性。如西馬所言，寫作跟意識形態(不僅僅是政治)是緊密的聯係在一起的，文本是意識形態的書寫，某程度反映了社會的價值取向。現今的社會評價成功的標準太單一，就是錢，推崇創業，網絡神話，而不是在其他崗位作出過什麼貢獻。所以，作為讀者對王小川和作者白艾昕也不能要求更多跳出本身桎梏的思考。人總是受到自己身處的社會所限，我們大部分人都隻能根據自己的身份對眼下的大潮作出反映，用海德格爾的話說，就是活在非己的世界，用庫恩的說法就是每代人的思維範式(paradigm)不一樣，所以誰又能告訴誰怎麼做呢？
雖然經曆了“人生百態世間的冷暖”，可是趁著我們年輕，“讓我們幹了這杯酒/好男兒胸懷像大海”，然後輕裝上路吧。
(作者係複旦大學現當代文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