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草原：我守望著我的篝火
草原人物誌
作者：阿霞
訪談前言：許淇，當代著名詩人、作家、畫家。一九三七年生於上海，一九五六年“支邊”到內蒙古，從此紮根塞外草原。北方森林裏的木刻楞，草原上的蒙古包，前後套老鄉的熱炕頭，都有他創作的身影。他深受西方文化的影響，雖然經年蟄居塞北包頭，但藝術思想卻非常開放。半個多世紀以來出版有散文詩集《城市意識流》、《詞牌散文詩》，散文集《美的凝眸》、《許淇隨筆》，短篇小說集《瘋了的太陽》等，共計300多萬字。其散文詩成就顯著，獲中國散文詩九十年代以來重要貢獻獎。《文藝報》、《詩探索》、《詩刊》等均刊發過其作品的研究文章，《中國當代文學史綱》列專節評價。曾獲內蒙古“索龍嘎”一等獎，《人民日報》散文征文一等獎，陳伯吹兒童文學獎等。他畢業於蘇州美專，曾師從林風眠、劉海粟、關良等藝術大家。書畫作品被選入《中國當代作家書畫作品集》、《中國美術書法界名作博覽》等畫冊，並被收藏。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大型畫冊《許淇的畫》，另有《許淇國畫小品》發行。2009年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政府授予“老藝術家傑出貢獻獎”。他在一篇散文《守望我的篝火》中寫道：我是一名守望者。守望著的並非什麼稀世珍藏，或什麼薪薪相傳的悠久傳統。守望著的僅僅是我在大草原自己點燃的一堆篝火。
阿霞：許老您好！據我了解，1958年您第一次給《人民文學》投稿就發表了，是一篇名為《大青山讚》的散文詩，那時您大概隻有二十歲左右。您還記得當時的情形嗎？
許淇：1956年我“支邊”到內蒙古建設工業基地，被分配到石拐礦區，當時工業生產煤炭先行嘛！還不是地方一級政權機構，而是煤礦籌備處！籌備，一切因陋就簡。沒有固定宿舍，當然不可能給你安排畫室，我是學美術的，集體辦公室是沒法畫油畫的。而寫，不需要物質條件，在哪兒都能寫，在宿舍炕頭趴著寫，躲到山坳裏在膝蓋上寫，辦公桌上一邊放一遝總結材料，壓著幾張草稿紙寫下初稿……寫什麼？對生活不熟悉，對體製和環境都不熟悉，不可能寫有故事和人物關係比較複雜的小說之類，必然會去寫散文，甚至比散文還短的抒情散文詩。那時還沒有寫散文詩這種文體的自覺意識。我初到塞北，在從北京到包頭的列車上，猛地見到連綿起伏的陰山山脈，色爾騰群山，大青山，烏拉山，簡直令我驚駭不已。那是蚩尤共工的鬼斧神工！有一大段不見樹木，裸露的岩石就像羅丹雕塑的裸體的放大。在我科室不遠處的山頭宿舍，是517勘探隊普查隊的宿舍辦公室，勘探隊員們一大早扛著儀器漫山遍野地跑，他們經常往在山野帳篷裏，小夥子們姑娘們在大食堂吃完晚飯，不約而同地聚集在宿舍前小山坡的空地上，一位天生卷發的中專畢業的姓師的團支書，拉響了手風琴，大家便情不自禁地唱了起來：“是那山野的風，吹動了我們的紅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們的帳篷……”往往是《勘探隊員之歌》打頭，接著便是前蘇聯歌曲《喀秋莎》呀，《一條小路》呀、《三套車》呀，我這個上海來的小夥子，便加入他們的“文藝晚會”，跳烏克蘭集體舞。但我自視甚高，性格孤傲，喜歡獨處，不屑與這些“革命”青年為伍，結果雖以他們作為作品中的主角，寫了副標題為《一個青年勘探隊員的手記》，卻逃過了一劫。這是後話。這些勘探隊員們學習當時頗為流行的蘇聯小說《拖拉機站長與總農藝師》中女主角的“娜斯嘉精神”，要當“刺蝟”當“辣椒”，在大食堂貼大字報，批評局黨委領導搞特權，吃小灶，結果一窩端，都被打成了“右派”。我卻虛擬勘探隊員的手記，寫出主題為《大地集》的兩組抒情散文和散文詩，投寄到從1956年起便開始訂閱的《人民文學》編輯部。在1957年下半年，忽然接到一位不署名的編輯老師的來信，豎寫的信箋，蠅頭小楷密密麻麻占了兩頁，首先說稿子準備發表，然後讓我繼續再寫這類青年人喜愛的簡短而抒情的作品，然後是一串排比句：“寫寫年輕的勘探隊員們的山野生活，和大自然的親密無間；寫寫他們的工作熱情，為祖國建設辛勤勞動；寫寫他們的友誼和愛情……”這封信給予我極大的激勵和鼓舞。我把信藏在文件夾裏，偷偷地一遍一遍地拿出來讀。經常讀了一半便來了靈感，急速地又寫下新的篇章。編輯部接著來信，說《大地集》太籠統，是否改為《大青山讚》先刊發一組？同意，完全同意，我又整理了一組散文詩一並寄往北京。不久，1958年2月的《人民文學》，我的處女作刊登出來了。那位編輯隔些日子又來信說：“另一組正待發稿，已印成大樣，現將大樣連同紅筆改定的原稿一並寄還。刊物必須參加戰鬥，你這樣的‘軟性’文字，不能再上版麵了。”“戰鬥”總有窮期，待“硝煙”散去，退還我的稿子，我陸陸續續投寄給其他報刊發表了。《大青山讚》的發表，並沒有引起任何波瀾，在遙遠的偏僻的礦山，我依然獨行踽踽……
阿霞：您是十九歲從上海“支邊”來到內蒙古的，在內蒙古的哪些經曆讓您永生難忘？內蒙古或草原在您的文學作品中處於一個什麼樣的位置？現在來看，您覺得這是一種命運使然嗎？您怎麼看待這次人生的變遷？
許淇：我曾搜集到鄂溫克使鹿部的古歌，唱到：“命運呀命運，為何如此捉弄我？”在我的一生中，有兩次命運大轉折，首先是從上海到內蒙古包頭“支邊”；第二次是改革開放後的新時期來臨。當初到包頭，是有抉擇的命運，並非右派反革命“被遣送”、“勞改”，如果是，反因禍得福，八十年代初平反，便可堂而皇之地返回原籍，“文革”知青，也可返城回原籍；唯有“支邊知青”，當初是自願的，自願便不能反悔。我終身無悔，“為伊消得人憔悴”，這個“伊”，就是內蒙古。我在上海，家庭並非望族、資本家或上海的新主人，父親是小職員，無祖業，寸金的地產沒有一平米，全靠租賃，如今的所謂“出租房”，那是居無定所的。然而父親卻傾全力，支持我的美術學習，使我得以有最佳的學習環境，進入夢幻般的藝術殿堂，做最後的少年巡禮者。父親還用舊木料雇木匠為我做了一口書櫥，收藏的每一本書都是我少年時最親密的朋友。在我參加工作到內蒙古前，我的文藝觀已經形成，我已經自命為“藝術家”了。忽然間，命運來個180度的轉彎，不僅僅是地域，環境、生活方式、飲食習俗、語言乃至身份全都變了，全都是陌生的。我日前完成了一篇散文叫《北方大土炕》，我的下半輩子和北方大土炕結下了不解之緣。直到第二次命運轉折，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我從土炕的“中心”轉到樓房的沙發床上去了。命運是把雙刃劍，既捉弄了你又提升了你，既毀了你，一部分又成全了你，到頭來，命運是不可抗拒的，你得感謝生活，感謝命運！倘若沒有內蒙古的生活，就沒有今天的許淇。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有一次我參加《天津文學》和大興安嶺森工集團組織的森林筆會，女作家方方那時還沒有結婚，和女作家蔣子丹年齡差不多，她倆很談得來，在“森鐵”小火車行進中，談著法國女作家杜拉斯的《情人》，我正感興趣，想加入談話，猛聽得她倆中的一人壓低聲音說：“他們是寫生活的，和杜拉斯格格不入……”“寫生活”，就是反映現實，是反映論者而不是表現論者，其實，任何小說的閱讀都讓我在他者的生命流轉中觀照到自己。我在這之前，就隻知道“寫生活”，嚴格的生活製約我必須要寫生活。如今，我不僅要向年輕一代的作家學習，乃至要向70後80後的作家學習。“寫生活”和生活是兩個概念。我生活在內蒙古，必然會寫內蒙古，也可以從內心出發，去表現森林和草原。我最近在發表的一首散文詩中反複地吟詠：“請埋葬我在這大草原”。大草原是我的落腳之地，是被擊中的命運之鳥羽翼腐爛之地，不僅僅說是故鄉或第二故鄉，記得海德格爾說：文學是一種鄉愁。那是我遲暮的生命鄉愁之所寄。
阿霞：文學界似乎有一個共識，童年經曆或經驗對寫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您認可這個說法嗎？故鄉或童年對您的寫作意味著什麼？
許淇：一般來說，童年經曆或經驗對寫作具有重要影響，許多作家的作品都說明這一點，福克納、馬爾克斯、普羅斯特、布寧……莫不寫家鄉、小鎮、莊園、童年的經驗，我卻不同，我開始寫作，必須扔棄童年和少年的一切，因為我的童年是陰暗的悲哀的，少年是叛逆的唯美的，我必須和過去一刀兩斷，我要立即反映新生活，把握新事物，寫《鋼鐵大街》、寫出鐵出鋼，寫蒙古族第一代煉鋼工人阿拉坦巴根，舉起“藍眼鏡”他的心在笑；寫大後山，寫後大套，寫車馬大店，寫“蕎麥開花一片片白”，寫“孤獨的小駱駝羔子呦！”……童年和少年所學，磨細了我的藝術感覺，表現了客觀對應物，都是青年時代的戴著光環的貧困生活。
我的早期作品，可以概括為寫大地和草原，新時期以來，我禁錮的思想解放了，不再單純地“寫生活”，而是逐漸尋找到自我，開始無主題寫作，寫內心，寫生命體驗，寫終極關懷……
阿霞：從最初在石拐溝包頭煤礦籌備處工作，大概兩年時間，您就調到包頭市文聯工作，此後一直到退休，您似乎從未離開過文藝部門，能否介紹一下這方麵的情況？
許淇：作家必須來自底層，出諸草根。我“支邊”到內蒙古，從事過多種職業。1956年到礦區，1958年調到包頭市團委的《包頭青年報》。1959年下放包鋼工地當氧焊工，不久調到包頭市市委編《包頭史》，1960年底——不是兩年而是四年才調到文聯當《鋼城火花》（《包頭文藝》前身）散文和小說編輯，從此，便沒有離開過文聯，直到1997年退休總共三十七年。期間，“文革”十年，在異地舉辦的失去自由的“集中營”式的“學習班”一年半，當專業作家三年，任文聯主席十四年，真正坐編輯部沒幾年功夫，不幹活光寫自己的東西也沒幾年，大部分時間下鄉、下廠、學習、改造，搞各種政治運動、批判運動，從我參加革命那一天起，就擔心受怕，怕什麼？沒“革命本錢”，怕革到自己頭上，故從不敢越雷池一步，始終聽從組織安排，“黨叫幹啥就幹啥”，結果，這樣的“馴服工具”，“文革”初期還是被以“文藝黑線人物”的罪名揪出來，關“牛棚”搞“噴氣式”……
阿霞：您是經曆過文革的一代作家，文革給您的寫作帶來了什麼樣的衝擊或影響？您怎麼評價這一段曆史？
許淇：“文化大革命”將我最後一點可憐的夢想都摧毀了。我不再做夢。早在1964年文藝整風以後，我的那些唯美的散文和散文詩便收攤了，因為不能寫階級鬥爭，我的最後一篇稍長的散文《在峽穀裏》，發表在《收獲》雙月刊6期上，寫老羊倌和他的小徒弟，寫離人間很遠的群山峽穀裏的羊場的夜。文藝整風批“無衝突論”，批“小人物”，直到“文革”“三突出”，階級鬥爭貫穿始終，這碗“文學飯”我是沒法吃了。於是，對文學我諱莫如深，裝傻，裝糊塗，把所有的藏書“堅壁清野”，在複成元巷土炕上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老婆娃娃熱炕頭，便是我的理想。我拿出另一套看家本領——少年時代練就的過硬技巧，居然使我在“集中營式”的“學習班”裏提前放回到自家炕頭。我居然還可以以美術幹部的名義，組織剛畢業的劉大為（全國美協主席）等，下蘇尼特草原住蒙古包寫生收集素材，奉軍管會命，兩次合作創作歪曲曆史的曆史畫，創作沿著毛主席“講話”精神親自指引的道路前進的宣傳油畫，這是我“文革”期間的“光榮曆史”，我之所以未被“鬥倒鬥垮鬥臭”！怕是得益於我對文學藝術的“背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