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新篇 —— 再創輝煌4
黃河南泛入淮後屢經治理
縱觀黃河的曆史，對黃河泛濫的治理，曆朝曆代都不及元、明、清三代的治理力度。但是當時對治理黃河沒有一個正確的方針，黃河依舊泛濫，給在流域生活的百姓造成了無比的災難。
到了元代，黃河在橋梁建設方麵建樹甚少。在明清時期，修繕和模仿成為主流，橋梁技術、結構和材料也沒有多少創新。
1128年冬，金兵南下，南宋邊防告急。同年11月，東京留守杜充決開黃河南堤禦敵，黃河從此南泛入淮，決口處大致在衛州，決水東流至梁山泊之南，主流大致沿菏水故道入泗，當時稱為新河。
金末元初的近百年間，黃河呈自然的漫流狀態，沒有固定的流路。1234年，黃河由河南省的杞縣分為三支，以入渦一支為主流，三流並行約60餘年。
到了1297年，黃河主流北移，北支成為主流，由徐州入泗、入淮，由濟寧、魚台等地入運河、入淮。主流北移後，1297年至1320年間，黃河自潁、渦北移，全由歸德、徐州一線入泗、入淮。
1320年至1342年間，開封至歸德段黃河也北移至豫北、魯西南。1343年至1349年黃河連決白茅堤，水災遍及豫東、魯西南、皖北，洪水奪大清河入海。
1351年，賈魯挽河回複故道，黃河流經今封丘西南，東經長垣南15千米，東明南15千米，轉東南經曹縣西之白茅、黃陵岡、商丘北15千米，再東經單縣南、夏邑北，再東經碭山南之韓家道口，又東經蕭縣、徐州北，至邳州循泗入淮。
1297至1397年的百年間，以滎澤為頂點，黃河向東成扇形泛濫，主流自南向北擺約50年。此後自北向南擺也是50年。最北流路在今黃河一帶，最南流路奪潁入淮。
明清時期，美洲的農作物，如番薯、玉米、煙草等，在黃河流域迅速傳播、種植和推廣，豐富了黃河流域農作物的種類，改變了黃河流域人民的飲食結構。
自明成祖遷都北京後，直至1855年，黃河於銅瓦廂，也就是現在河南蘭考東壩頭附近，決口改道，這一時期治河的一條重要原則就是確保漕運的通暢。
1391年黃河南決，主流奪潁入淮。百餘年間，有時分流入渦，有時走賈魯故道，決溢地點多在開封以上。1496至1566年，人們在北岸修築太行堤，南岸大堤也得以加固，開封附近不再決溢，決溢地點下移至蘭陽、考城、曹縣一帶。先是黃河南移入渦、入淮，後來又漸漸北移，至徐州入運。
1558年黃河在曹縣大決，水分10餘支，自徐州至魚台散漫入魯南運道及各個湖泊，運道大淤，黃淮合流段的淤積日益嚴重，下遊河道不斷淤高。同時，河口迅速延伸。
到了元代，人們治理黃河的技術較前代有所不同，元代賈魯治理黃河時采取的是“疏、塞並舉”的方針，即疏南河，塞北河，使複故道。
賈魯挽河使其向南流，大致上是循1194年“灌封丘而東”的舊道，而把白茅，即黃陵岡附近至歸德府哈隻口90餘千米作為施工的重點，使黃河合於歸德故道，由徐州入泗，至清口會淮而東入於海。
在“疏”這一方麵，賈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他堙塞北河後不久，從1354年至1356年，連續5次河決入單州、濟州、東平、東阿，向北突入清河。當時賈魯如保留北河，以收分殺水勢之效，這幾次河決還是可以避免的。
賈魯的同伴歐陽玄所寫的《至正河防記》，詳細而全麵地敘述了築堤、修埽、開渠等方法，這一著作也是我國古代第一本係統的水利工程著作。
明代以後，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黃河決溢災害加重，朝廷更為重視治河，治河機構逐漸完備。明代治河，以工部為主管，總理河道直接負責，以後總理河道又加上提督軍務職銜，可以直接指揮軍隊。沿河各省巡撫以下地方官吏，也都負有治河職責，逐步加強了下遊河務的統一管理。
明代嘉靖、萬曆年間，潘季馴四任總河，前後十餘年間，在領導治理黃河的實踐中，創立了“塞旁決以挽正流”，“築堤束水，以水攻沙”的理論。
潘季馴進一步發揮了張戎所提出的水流快自能刮除淤積的見解，強調合流以增強衝刷力量，從而達到“借水攻沙，以水治水”的目的。
潘季馴的辦法主要是築堤。堤分縷堤、月堤、遙堤、格堤四種。縷堤近河，用以約束水流，意在束水攻沙；縷堤以內又築月堤，作為前衛，以免水流直衝縷堤，起保護縷堤的作用；縷堤之外，另築遙堤，作為第二道防線；遙堤和縷堤之間又築格堤，即橫堤，萬一縷堤發生事故，橫流遇格而止，防止水流順遙堤而下，另成河道。
潘季馴還在沿河低窪的地方，建造減水石壩，相當於現在的溢洪堰，使洪水漲到一定的高度時，通過減水壩適當宣泄到分洪區，以殺水勢。潘季馴還製定了縝密的防堤製度和修守方法。
潘季馴所創造的這一套“束水攻沙，以水治水”的方法，合乎當時的實際需要，也合乎科學原理，因而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黃河上最為著名的浮橋，是公元前257年，秦國為出征河東，在山西永濟用竹索和木船建造的蒲津浮橋。該橋為“曲浮橋”，曆盡滄桑，經過多次修固，一直沿用近千年之久。
在724年，唐玄宗決定將此橋“以鐵代竹”，兩岸各鑄４個幾十噸重的鐵牛錨住鐵鏈，每牛有一鐵人作驅策模樣，以錨定約360米跨度的浮橋。
明穆宗隆慶年間，因黃河改道，西邊的鐵牛沉入河底，東邊的鐵牛也於清末被淤埋失蹤。當這一具有1200多年曆史的珍貴文物經探測開挖出土。有關專家研究認為，蒲津浮橋的建橋技術和冶煉藝術，是我國乃至世界古代橋梁史上的一大奇跡。
浮橋具有架設簡便、成橋迅速的優點，使之普遍被用於軍事。千百年來，黃河及其支流上建過的浮橋難計其數。
明朝洪武初年，在今蘭州西北建成了鎮遠黃河浮橋。這座浮橋一直是鎮守河西走廊、連通西涼的重要樞紐。由此可見，黃河浮橋在曆代政治、軍事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到了清代，朝廷也毫不鬆懈對黃河的治理工作。清代設有河道總督一職，河道總督的權限很大，直接受命於朝廷。
清代靳輔治河十餘年，大體上沿襲潘季馴“築堤束水，以水攻沙”的遺策，而比潘季馴有所發展。如潘季馴認為黃河入海口因潮汐往來，“無可浚之理”，靳輔在他的治河第一疏中卻說：“治水者必先從下流治起；下流疏通，則上流自不飽脹”。
靳輔在黃淮入海水道的清江浦、雲梯關之間挑“川字河”，以浚淤築堤。並在雲梯關外築束水堤，堤土也是從河裏挑出的，把浚口、築堤二者統一起來。
靳輔還把施工範圍，擴展到潘季馴所沒有達到的黃河中遊河南境內，在考城、儀封及封丘縣荊隆口築堤，其治河的成效遠過於潘季馴。
當時協助靳輔治河的陳潢，在實踐中認識到在黃河下遊束水攻沙隻是治標，提出了必須從上遊設法阻止泥沙的下行，但他的這一卓越見解沒有被當時的人們所重視。
古代人民治理黃河雖然有許多創造，也積累了不少經驗，並對下遊平原地區的農業生產起了一定的保障作用。但是，在當時治河經驗的成熟和效果都受到了極大的限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