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下本文最後一段文字，窗外天色微亮，黎明不覺然間已經飄然而至，也許是昨晚的咖啡起的作用，雖然通宵達旦，居然全無睡意，索性穿上運動衣晨跑了。
晨曦中的耶魯，寧靜、安詳，卻讓人入迷，猶如她偏安一隅，卻成為無數學子趨之若鶩的聖地。300年來，耶魯人一直為能夠堅持獨立精神，不向外來的政治壓力、物質利誘妥協而自豪——18世紀中葉，托馬斯·克萊普任院長期間，堅持耶魯的獨立精神，為此，他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對地方政府的幹涉進行抵製，直至訴諸法律。至20世紀60年代越戰期間，美國政府下令：凡是自稱以道德或宗教理由反戰的學生一律不準得到獎學金的資助。當時美國諸多名校全都遵照政府的指示行事，唯獨耶魯堅守學術獨立的一貫作風，仍繼續以申請者的成績為考慮獎學金的唯一原則，完全漠視政府的規定。結果，耶魯因此失去了來自聯邦政府的一大筆基金，經濟上幾度陷入困境，但其信念依然不變。現任校長理查德·萊文亦曾因捐款人對耶魯所設課程及其教授聘任提出附加要求，而毫不猶豫地拒絕了2000萬美元的捐贈。
即使一個人尊為總統，耶魯要頒發一個榮譽法律博士學位給他時，耶魯的教授與學生也可以公開表示自己的反對意見：那是2001年5月21日，傳統的畢業日當天，當校長宣布授予曾經的校友布什總統榮譽法律博士學位時，學生們報以笑聲、噓聲和口哨聲，一些應屆畢業生還打出一條大橫幅寫道：“我們贏得了自己的學位，不要使我們的學位跌價”，更有大約200名教授集體簽字拒絕出席畢業典禮。教授在耶魯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在當時的美國流傳著這樣一句話：“普林斯頓董事掌權、哈佛校長當家、耶魯教授做主”。由於教授有職有權，他們對學生的利益特別關心，對學院的名氣尤為重視，對教學質量要求也非常嚴格。同時，它使學校產生了一種強烈的獨立性，以至於耶魯首創的學校董事會不駐校製以及權力機構校外製等被後來成立的許多大學競相采用。從喬治街（George St.）右轉進入高街（High St.），跑步經過兩個街區，左側有一幢外貌獨特、風格類似希臘神廟的褐岩建築。幾扇狹長小窗終年緊閉，整幢建築籠罩著一種神秘色彩，這個並不起眼的建築就是美國最神秘也是最有權勢的同學會——骷髏會所在地。這裏從不對外人開放，有著極其神秘的入會規則，更令人望而生畏的是它的會員名單，從這個骷髏會裏走出了3位美國總統、2位最高法院大法官，還有無數美國議員以及內閣高官。經過172年的繁衍生息，從美國白宮、國會、內閣各部、最高法院以至於中央情報局，骷髏會的成員幾乎無所不在。他們大多出身於美國的豪門世家，帶有貴族的血統，這一點幾乎就是耶魯的縮影，耶魯可謂是美國大學中的貴族，很多學生都來自名門望族——耶魯每年的學費近3萬美元，這可不是普通家庭所能負擔得起的。但是耶魯也有著名目繁多的資助基金，為那些窮困學子提供各種各樣的資助。截至2008年6月30日，耶魯有著超過220億美元捐贈基金，它每年為耶魯提供數以億計的資助基金，讓耶魯教授和學生如此無畏於權貴，一方麵來自於耶魯300年來的自由傳統，另一方麵不得不為耶魯富可敵國的捐贈基金寫上重重的一筆。
不遠處，Harkness塔高高聳立著，俯視著耶魯校園，見證著歲月的變遷和耶魯的沉思。今天耶魯也有著不一樣的風景，就在不遠處，OCCUPY的組織者在耶魯也安營紮寨了，美國的今天並不太平，2007年8月以後，美國就出現了全麵的市場信心崩潰，沒有人願意購買國債以外的債券，人人都想換成美元以保住資產價值。一直以流動性過剩而沾沾自喜的資本市場出現了信心危機，股票應聲大跌，債市幾近崩潰。此後美國金融界的噩耗便沒有停止過，三年多的時間內，整個金融界哀鴻遍野。特別是今年九月下旬以來，美國股票市場蒸發了超過上萬億美元。在其第四個100年，耶魯也麵臨新的社會問題，300年來，耶魯既立足當下，也不為當下所動搖，那麼這一次，耶魯又會怎樣麵對呢？值得我們好好借鑒。是夜，李誌青開車載著我去往吳傑的家中，三個複旦人相遇在耶魯大學，一桌子熱氣騰騰的中國菜等著我們，這真是耶魯難忘的一餐啊。我們三個人同是浙江老鄉，鄉音嫋嫋間，我們談得最多的還是關於中國教育的話題，遙想100年前，母校曆史上任期最長的校長李登輝先生（1913—1936年期間任複旦校長）從耶魯學成回國，隻身回到他的祖上已離開7代的祖國，投身創辦複旦公學，他就是有一種情懷，他想把他的母校耶魯大學作為一個典範，把複旦大學辦成東方的耶魯，他的一生培養了26位大學校長，其中著名的有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四川大學校長程天放、複旦大學校長章益、浙江大學校長郭任遠、東吳大學校長端木愷等。這一百年間，多少仁人誌士希望教育強國，前仆後繼，但是一百年過去了，中國的大學依然讓人如此揪心和無奈，複旦大學校歌所希冀的“學術獨立思想自由”，越發遙不可及，不禁有些傷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