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社團主義經濟的公共政策和所有政府製度與活動都必須壓縮，某些還必須終結。運轉良好的現代經濟當然需要政府，在某些情況下可能還需要一個大政府。重要的是，要把照顧特殊利益的立法壓縮到小範圍。為此，可以要求政府通過有特定用途的特殊基金支持所有特殊利益的法案，而一般財政收入將用於普遍性質的公共利益。設立特殊基金的目的在於明確支出成本，以確保受益水平與受益者願意承受的成本相當。目前許多照顧特殊利益的法案是打著一般公共利益的旗號，或者采取稅收減免、抵扣和分拆等形式，公眾並不清楚其具體代價。本書認為，把私人利益輸送給特殊利益集團不但會造成效率損失，還會培養一種文化態度，這不利於激發經濟活力需要的期望和探索精神。結束對這些代價高昂的特殊利益法案的縱容和漠視，是實現可持續的經濟活力的必要條件。瑞典和挪威經濟相對不錯的表現不足以構成反例，因為大多數證據表明它們極其欠缺活力，也沒有良好的工作滿意度。還需要指出，本書絕不是說在這些方麵對政府的約束就能構成經濟活力的充分條件。
某個國家一旦確立了重新煥發活力的目標，很快就會發現私營部門同樣需要開展大量改革，以前的高活力經濟也必須補充某些新製度。其中迫切需要的是停止向預期任期很短的公司首席執行官們支付超高的薪水，因為那會誘使他們忽視隻能在長期帶來收益的創新項目。公司法應進行修訂，禁止公司動用資本給首席執行官們提供解雇時需要支付的高額賠償金（金色降落傘），這種做法同樣會誘使他們追求短期收益，而不是對股東們更有利的長期創新項目，而公司的股票價格會反映公司未來的所有盈利前景。另外，限製首席執行官們選擇公司董事的權力看似也有助於改進董事會的質量，不過這樣做雖然有利於保護社會和股東，另一方麵卻也可能刺激首席執行官們在自己的任期內表現得更加急功近利。
較為迫切的改革還包括共同基金，這些機構用拋售股票威脅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要求對方滿足他們提出的季度盈利目標，此種做法必須禁止。目前這種敲詐行為是合法的，但可以把如下行為列入違法，如共同基金經理人以財務損失威脅公司負責人，以及公司負責人不報告此類威脅。就像在某些國家，給綁匪支付贖金也屬於違法行為。另一個問題是，新興的吸引小額投資者的共同基金通過高度分散化的投資組合將風險最小化，以此作為賣點。如果所有股票購買都如此決策，有盈利前景和缺少盈利前景的擴張項目的新股發行在市場上將無從分辨，會得到同樣的融資成果。
恢複草根階層的創新活力要求對銀行業進行徹底改革，很多新興企業有著不同尋常的商業創意，其中很多隻能從對本企業有密切觀察和思考的人那裏獲得融資。因此煥發高度的活力要求重新啟用舊式“關係銀行”的做法：有經驗的貸款人或投資者對其提供融資的企業有著和企業同樣良好的前景判斷。關注創新的各國政府可以重新進行金融機構布局，以便給創新項目和新興企業提供充足的融資空間。
為此，歐洲和美國的各國政府可以對現有的銀行進行重組。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有關銀行業的討論一直集中在糾正銀行的不穩定傾向及破產風險上。立法機構通過的監管規範主要是限製高風險業務，如過度的短期借款。但人們擔心銀行總是能比監管者領先一步，可能再次把國家經濟暴露在金融危機的風險中。更可靠的防範不穩定的辦法則是把銀行業務限製在更有限的範圍內，把高風險資本留給有專業人才支持的金融市場處理。這個辦法還有助於解決新興企業和創新項目需要的風險資本（或天使融資）嚴重不足的問題。如果歐洲國家和美國著手把今天的龐大銀行機構重組為規模更小、業務更簡單的單位，關心活力需求的各國政府就可以確保新銀行把業務專注於對企業的融資，特別是對創新活動的融資。
此外，關心創新的政府還希望批準和鼓勵為關係融資服務的新的金融公司，這些公司可以開展股票融資業務，也可以著重於貸款。政府還會希望整個經濟中遍布各種地方性的投資者和貸款人。我們不用擔心喬治·貝利——弗蘭克·卡普拉（Frank Capra）的電影《生活多美好》（A Wonderful Life）中的小鎮銀行家，他隻給購房者提供貸款。當然，我們可以想象這樣的銀行體係的範圍會比較有限，發展速度也不快。2010年，裏奧·蒂爾曼（Leo Tilman）向我提議成立一家專門給新興企業提供貸款或股份融資的國家銀行，該提議是想借鑒非常成功的農業信貸係統的模式。這樣的機構隻需要美國政府提供很有限的投資，其餘資本可以由政府擔保通過借款籌集。主要的擔心是此類政府扶持企業的道德風險，負責人可能受到政治家的壓力，為其庇護人提供好處。但當前有某些主權債務機構的運營擺脫了政治幹擾，這樣的事實令人鼓舞。同時，市場自身也在為創新提供支持，這樣的資源雖然不多，卻非常受歡迎，例如加利福尼亞的眾多超天使投資基金。
私營部門還有其他一些製度也應該檢討改革。工會和職業協會可能給考慮創新事業的任何人帶來更多不確定性。在歐洲，法律和醫療協會勢力極大，工會的大遊行和野貓式罷工也非常可怕。在法國，弗朗索瓦·奧朗德總統在2012年11月要求拉克希米·米塔爾（Lakshmi Mittal）保證位於法國弗洛朗日的鋼鐵廠的工人的長期未來。稍早時候，許多工人扣留了經理，這被稱為“綁架老板”運動。
在美國，工會如今在公共部門的重要性超過了在私營部門，通常不被看作創新的阻礙勢力。事實上，有工會組織的紐約建築業需要花一年時間才能完成上海幾個月就能竣工的建築，這說明上述觀點存在問題。美國政府反對波音公司在一個有《勞動權利法》的州開設工廠的訴訟，必然讓創新者三思。對通用汽車公司的財務重組中，工會的信托基金被放在債券持有人的權利之前，也必然令那些打算借錢給創新者的人卻步。有人認為，法律和醫療協會有助於保證服務質量。但不管其總體效果如何，這些協會給新入行者設置的限製肯定會削弱創新。如果工會和職業協會的權力能成為公眾討論的議題，對創新者和企業家精神的激發將具有標誌性的意義。
盡管私營部門的製度改革對恢複經濟活力最為重要，現代價值觀的強化也具有關鍵意義，尋求挑戰和自我實現以及其他願望，這些觀念將培育和動員發揮活力所需要的人力資源，如創造性、好奇心和生命力。頑強的現代價值觀是世界上第一批現代經濟國家誕生和持續發展背後的動力。這些國家實現了生產率的偉大起飛，推動了財富和工資的增長，把人們的工作從謀生手段改造成提供越來越多精神激勵、挑戰和冒險機會的源泉。現代人希望有現代生活方式。如果現代經濟源自現代價值觀，那我們會很自然地得出：現代價值觀獲得重新肯定和廣泛傳播將有助於現代經濟的複興。過去的企業家總是夢想他們的企業會有多麼光明的前途。如果今天的首席執行官們隻關心建立公司，不在乎他們的夢想家園，他們是否依舊不能擺脫短視的桎梏？還有，如果西方國家不能重新回歸偉大時代，我們也沒有理由認為現代精神將永遠延續。
在《迷失於轉型之途》（Lost in Transition）一書中，克裏斯汀·史密斯（Christian Smith）從他和年輕人的訪談中發現，很多人還沒有找到自己的路，他們的困難不是來自自己的失敗，而是社會不能給他們提供文化資源，幫助他們完成走向成年的旅程並取得成績。在談到周圍的消費主義時，多數人持讚成態度，有人認為這對經濟有益。在談到他們願意選擇的生活方式時，他們談到為掙錢而工作，為擁有“美好事物”、家庭和財務安全而工作，很少人談及想從事的工作的性質，“挑戰”、“探索”、“冒險”和“激情”一類的詞彙並不在他們的語言中。他們迷失了。
我們必須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中重新引入現代思想的主要觀念，例如個人主義和活力主義，這既是為煥發經濟活力，也是為保留現代精神本身。美國人今天在討論大多數州最近引入的12年級的《共同核心州立標準》。英語標準重新強調了說明文及散文和傳記之類的“報告式”文體，這些曾被更注重情感交流的小說代替。其根據是，經濟生活和年輕人的職業都更需要說明文寫作。然而相對於擅長解釋說明的人，現代經濟更需要渴望在具有挑戰性的新環境中發揮創造力和冒險精神的人。現代經濟要求年輕人更多地閱讀那些富有魅力、令人激動和充滿想象力的作品，如傑克·倫敦（Jack London）、H·瑞德·哈格德（H. Rider Haggard）、儒勒·凡爾納（Jules Verne）、薇拉·凱瑟（Willa Cather）、羅拉·英格斯·懷德（Laura Ingalls Wilder）、阿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和H·P·洛夫克拉夫特（H. P. Lovecraft）等人的作品。
西方國家能否恢複黃金時代的高度活力？可以對企業和金融機構進行改革，以發揮其在創新活動中的積極作用。可以對過度監管和政治撥款進行限製，使各類企業能重新獲得創新的自由和激勵。可以重建財政紀律性，減輕企業對稅收分割利潤的擔心。但如果沒有文化作為支撐，僅靠這些措施是不夠的，甚至也沒有被采納的可能。高活力經濟的特征是從草根階層向上蔓延，遍布整個經濟的永不停歇的構想、實驗和開拓的精神，並且在幸運和智慧的幫助下最終完成創新。這種草根精神是由現代主義的生活態度和信仰驅動的，徹底恢複高活力要求現代價值觀再次壓倒傳統價值觀：各國必須反擊最近幾十年來令人窒息的傳統價值觀的蔓延，複興鼓舞人們勇敢追求豐富生活的現代價值觀。隻要有決心，很多國家就有希望重現昔日的輝煌。一個大眾繁榮的未來正取決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