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熱衷於供給經濟學藥方的新任美國總統羅納德·裏根希望普遍下調所得稅稅率，以此增強人們參與勞動、通過努力工作獲得更高收入的動力，從而增加就業。他還建議對企業的投資費用進行稅收抵扣，廠房設備的投資增加雖然不能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但有助於提高單位勞動力的產出。不過，當時的美國國會對財政責任的要求並沒有21世紀前10年那麼寬鬆，肯尼迪當年的減稅法案是在他遇刺後才在充滿哀悼情緒的國會會議上通過。非常相似的是，裏根也是在遭受槍擊事件後，其減稅法案才最終通過。但政府同時也填補了一些逃稅漏洞，希望盡可能彌補稅率降低造成的稅收收入損失，實現所謂的稅收中性。但隨著裏根減稅政策的推出，美國的失業率進一步提高，1982年達到10.4%的頂峰，直到1989年年底才回落至5.4%。
1989年，對供給經濟學（曾稱其為“巫術經濟學”）心存疑慮的新任美國總統老布什卻希望維持財政赤字。然而在1990年，民主黨人拒絕削減政府支出，國會表決通過了20世紀90年代的增稅法案，由總統簽字生效。這導致美國失業率在當年年中開始提高，1992年達到7.5%，1994年回落到6.1%。當比爾·克林頓在1993年入主白宮時，美國政府的想法又改變了。克林頓的顧問們認為，財政盈餘在未來數年內能夠創造的就業機會將多於其破壞的就業機會。不管怎樣，20世紀90年代後期出現了互聯網革命和互聯網泡沫。當2001年失業率再度飆升時，新當選的小布什總統再度求助於供給經濟學理論，在2002年推出了所得稅削減法案，隨後在2003年發動了伊拉克戰爭並擴大福利，最後還出台了鼓吹房地產泡沫的政策措施。然而這一繁榮未能長期持續，失業率飆升到更高的水平。另外在這段時期，嬰兒潮時期出生的大量人口開始參與經濟活動，這使就業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從20世紀70年代的58%~60%提高到80年代的60%~63%，再提高到90年代的近64%，這也表明美國的勞動力市場製度依然非常有效。
顯然，即使在公共債務水平較低的初期，凱恩斯主義的刺激消費政策和供給經濟學的刺激勞動供給政策都未能逆轉生產率下降和失業率上升的趨勢。這並不是說所有政策都毫無價值，而是強調這些行動隻能帶來暫時的緩解，而沒有可持續的效果，而且即使能取得收益，也不足以彌補成本。
輻射作用：包容性、不平等問題和工作滿意度
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又出現了另一種退步，而且持續惡化到90年代早期：經濟包容性的下降。這裏的“包容性”通常是指弱勢群體的相對失業率和相對工資等指標。長期觀察得到的一個常識是，弱勢群體的失業率大約是其他群體的2倍，其相對失業率的上升在這個時期並不明顯，然而，低端勞動力與中等水平勞動力的工資收入差距逐漸拉大，差距的幅度可以用“10-50比率”反映：收入排名最低的10%的工人的工資與收入排名在50%的工人的工資（中位數工資水平）的比例。結果表明，低收入群體的經濟狀況嚴重惡化。20世紀40年代，低收入者相對於中位數收入者的狀況有明顯改善，經濟增長產生了顯著的包容作用。但低收入者工資水平提高的美好時代於20世紀最後25年宣告終結，全職工作的低收入者在70年代與中位數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擴大了9%，到80年代又擴大了10%，90年代依然以同樣的速度滑落，直到1995年才穩定下來。其結果是，低收入者的相對工資到90年代中期約比1975年的水平下降了20%。
由於工資差距是從70年代後期（增長率下降幾年之後）開始顯著增大，我們很自然地就會懷疑生產率增長減速是工資差距拉大的原因。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目前還存在疑問。本書用很多篇幅指出，創新活動可以推高對資本品的價值評估，從而把生產率、工資水平和就業率推向更高的軌道，另外還可以直接創造就業機會，因為產品開發、推廣和評價往往都是勞動密集型的工作。然而這裏要討論的是低收入者相對於中等收入者的工資水平，答案可能與高技術產業體係的出現有關，因為通信技術提高了大多數商業創新對技能的要求。史蒂夫·喬布斯必須對相關技術有所了解，才能判斷哪些新產品是可行的。新出現的高技術體係對負責其運轉的員工也提出了更高的技能要求。簡而言之，快速創新是問題的根源。然而生產率增速放緩的數據表明，從整體經濟來看，創新率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下降，隻在1996~2007年稍有回升。假如創新活動恢複到當年的高水平，那會造成怎樣的就業悲劇！因此，更符合實際的假設是，參與和采用創新的企業往往可以降低其生產成本，當創新停滯時，其價格也不再下降，這會給弱勢群體和大多數工人群體造成較大的損失。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政府就積極采取措施，試圖扭轉或控製差距的擴大。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具有預言性地出現在70年代初，他認為經濟正義的概念要求政府用補貼或者其他手段進行幹預，盡可能提高最低工資率。幾年之後，眾議院的威爾伯·米爾斯（Wilbur Mills）領頭並通過了1975年的《所得稅抵扣法案》。該法案規定某個年度的低收入者將獲得未來的稅收抵扣，700美元可能變成1 000美元。這個措施恰逢其時，因為最低收入者的工資從70年代後期開始下滑，並延續到90年代早期。1985年的裏根減稅法案對該法案進行了修正，比之前更加照顧有未成年子女的工作家庭，其性質由此變得更類似於兒童撫養補貼，而非工作補貼。但不管怎樣，這方麵的年度支出從未接近國內生產總值的1%。
這些縮小收入差距的措施的主要目的並不是增加收入從而鼓勵人們通過繼續工作改善自己的生活——斯密所說的“自助”，而是向低收入者提供經濟幫助，不管他們是否參加工作。來自稅收抵扣的微薄收入遠遠比不上低收入者從其他補貼項目中獲得的好處，包括食品券、醫療補助計劃、低收入者住房項目、未成年子女的母親補助、殘疾人福利以及其他較小的項目。與低收入者所能得到的工資相比，從這些項目中獲得的收入加起來更可觀。經合組織的數據顯示，美國的“社會性轉移支付”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從1960年的7.26%提高到1970年的10.21%，並於70年代飆升到15.03%，幾乎與英國的水平相當，然後在80年代進一步提高到21.36%，遠遠超過英國。隨著生產率增長減速的延續，社會福利依然呈現擴大趨勢。美國人口調查局的數據表明，獲得某種形式的政府福利的家庭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從1983年的29%，直線提高到2011年的48%。當低端勞動力的工資收入增長停滯時，非工作性質的收入大幅增加：
最底層的10%的群體在1990年的收入僅為150億美元，人均約1 200美元，而整體經濟中的勞動力的平均收入在當年約為2.5萬美元……這點兒收入（1 200美元）怎麼維持生計呢？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大規模的福利支出，尤其是（但不限於）在崗員工和潛在員工有資格獲得的福利……當年，針對在職員工的各項福利，如醫療補助計劃、食品券、住房福利和補充收入保障計劃的總公共支出高達1 500億美元。從現有的補助項目中獲得的收入，遠遠超過最底層的10%的群體的工資收入。我們這裏有一個對其依賴度的測算：他們的工資收入在全部收入（現金和實物收入）中隻占一小部分。然而，取消福利製度並不會增強他們的獨立性……他們還是會依賴，隻不過依賴對象會轉移到親屬和慈善機構。
這樣一來，工作被嚴重貶值。願意從事全職工作乃至任何一種工作的低收入者越來越少。
政策製定者在最近幾十年采取了另一種應對措施，即對收入最低的40%的群體（幾乎是總人口的一半）接近於取消稅收。選擇工作的人（多數是工資較高的人）麵臨的稅率也幾乎低於西方其他國家：非常名不副實的所得稅、零住房稅收以及零聯邦增值稅等。於是，美國政府為收入較低的一半人口負擔了巨額的財政赤字，使人們的稅後工資、財富和消費基本上保持在相對收入沒有下降的水平。然而，這些政策對於鼓勵低收入者重新融入社會、增強他們因為貢獻而獲得收入的自立精神毫無裨益。以前，美國收入較低的那一半人口雖然不能為政府提供稅收，也不能影響政府，但至少還有自己的事業和工作，但如今他們沒有自己的事業，對政府事務有了發言權卻依然不負擔任何成本。
麵對各種問題，政府采取的所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都隻有表麵作用，美國經濟已經發生了根本性改變。此外，即使稅收抵扣、社會福利支出和減稅能夠持續有效地把失業和工資差距縮小到以前的水平，還是會有問題。如果創新萎縮繼續拖累經濟發展，經濟生活的滿意度也很可能下降。從本質上講，政策措施無法解決經濟生活的結構問題和體驗的退步。
此外還有關於工作滿意度的損失和工作安全問題。在增長率增速放緩時，工作滿意度的確出現了顯著下降。從理論上說，20世紀70年代早期以來，新產品和新工藝的創新速度大為減慢，尤其是本土的草根創新帶來的新產品和新工藝，我們可以推論，在產業界從事工作的收益將很快下降，因此，工作滿意度趨勢的數據可用於檢測經濟發展形勢的嚴重惡化。結果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在涉及工作滿意度問題的多次家庭調查中，雖然某些調查顯示70年代早期以來工作滿意度並沒有下降，但總體而言，工作滿意度呈顯著下降趨勢。例如，蓋洛普谘詢公司的一份調查問卷中有一個問題：“你是否很享受工作，把工作推到一邊時感覺很難熬？”對這個問題做肯定答複者在1955年占51%，1988年為33%，2001年隻有23%。吉孚富凱羅普顧問公司曾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工作是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休閑的目的是給工作充電還是純粹娛樂？”回答工作最重要的比例在1975年為48%，1985年為46%，1995年為37%，2000年隻有34%。最後，蓋洛普谘詢公司在調查中問道：“對你從事的工作或崗位是否滿意？”回答“滿意”的人的比例在1966年平均為86%，1973年為77%，1984年為70%，1995年為73%，到2001年僅為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