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大發現時代是另一個成長時期。一股深刻的活力精神在短短70年的時間裏從意大利橫掃法國、西班牙和英國。活力主義是對偉大航海家們的英雄主義精神的反映，還是說這些探索之旅其實是新活力主義的另一種表達形式，這其實無關緊要。出生於1500年的偉大雕塑家本韋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在其自傳中把自己描述為一位無拘無束、追求探索的藝術創新者，醉心於成功和作品的被解放的自由主義者。出生於1509年的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稱讚人們從事的職業是在擴展上帝的工作。出生於1533年的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在《隨筆集》（Essais）中詳細記錄他本人的內心生活，描寫他稱為“成為”的個人成長經曆。生於1547年的塞萬提斯·薩維德拉則在《堂·吉訶德》中講述了騎士和仆人桑丘的故事，他們被困在一個缺乏挑戰的地方，隻能從幻覺中尋找充實生活的活力。生於1564年的威廉·莎士比亞則在《哈姆雷特》和《李爾王》中描述超越現實生活的主角的內心鬥爭和勇氣。
另一個改變標誌是1550~1700年出現的名為科學革命的探索浪潮，它證明可以依靠觀察和推理發現大自然的運轉規律，例如威廉·哈維提出的有關血液循環的理論。人們從中得到的啟示是，通過研究和思考可以發現事物的運轉規律，並調整事物的運轉。
18世紀的啟蒙運動代表了下一個發展階段。當時的哲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看到商業經濟中敢於冒險的商人們積累了巨額財富，認識到創新活動具有個人意義和社會價值。法國對企業家采取完全歡迎的態度，哲學家孔多塞（Nicolas de Condorcet）認為，企業家們對生產率的貢獻比政治尋租者的行為高尚。讓–巴蒂斯特·薩伊（Jean-Baptiste Say）稱讚企業家在追求更高回報的過程中經常會帶動經濟創新。伏爾泰熱情稱頌個人奮鬥和經濟獨立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安於傳統和隨波逐流，其代表就是1759年的作品《老實人》（Candide），他說“我們必須打理好自己的花園”。在美國，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等人倡導通過小業主參與草根階層的創業活動，讓經濟生活的參與者都積極“追求幸福”。此類思想帶來的必然推論是，廣泛的個人創業將改變世界的麵貌。這一過程並不意味著世界將變得完美無缺，也不代表著不會犯錯誤，隻是說社會可以逐步消除某些缺陷，培養某些方麵的能力。從這些角度來說，人文主義及其活力主義分支在當時已成為西方國家的核心信仰的組成部分。
啟蒙運動還首次揭示了對創造性來自何處的認識。第一位現代哲學家休謨觀察到，想象力是所有類型的知識取得進步的關鍵。在1748年的《人類理解研究》（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中，休謨解釋說，新知識並不是來自對世界的單純觀察和現有知識，人類的知識從來不是完全封閉的係統，可以靠原創性取得突破。新知識的起源是對還沒有深入研究的體係如何運轉展開想象，這樣的想象有可能是新資料觸發的，但並不一定依賴新資料。後來到哈耶克才指出，如果沒有對這些觀察和思想的足夠熟悉，也很難產生新的想象。
啟蒙運動還產生了其他非常重要的影響，但這方麵的人物很少，其中表達得最巧妙而簡潔的人莫過於托馬斯·傑斐遜。借助其不朽名言——“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傑斐遜給當代美國人灌輸了兩個觀念。第一個觀念是，每個人都有尋求自我實現的正當權利。這樣的觀念在當時並不廣為人知，同過去的傳統甚至完全相反，因為傳統上認為生命應該奉獻給他人，包括家庭、教會和國家等。奉獻的過程當然也會使人產生幸福感，但傑斐遜所強調的是人的成長之旅。他認為美國充滿了各種生活必需品和安逸品，因此“追求”必然意味著更高的層次。第二個觀念則是一種存在主義思想——現實生活隻能通過個人的努力實現，這一思想後來又被索倫·克爾凱郭爾（Soren Kierkegaard）和弗裏德裏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深入闡述。其含義是，我們最終或許能找到“幸福”，也或許找不到，但我們仍需要“追求”它。這兩個觀念濃縮了我們常說的現代主義，它們與傳統社會的個人服從於群體的觀念對立。
這些革命性的觀念改變了生活的整個麵貌，對此今天沒有人表示懷疑。在啟蒙運動後，某些歐洲國家對知識的巨大進步的浮士德式可能性感到興奮不安。農業和非農業的商業人士逐漸注意到自己身上被激發的創造力，其政治代言人可以鼓吹建立一種有助於發揮創造力和洞察力的新經濟。活力主義成為現代經濟的火花，成為其不竭活力的長生靈藥。在19世紀的現代經濟中，參與者表現出了強烈的信心，憧憬創新的威力及其成功回報。人類曆史上首次出現了對新工藝、新產品的激動人心的廣泛參與，並分享由此實現的收入增長。在英國，越來越多的人被卷入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快速發展的新企業。美國的企業也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托克維爾於1831~1832年遊曆美國時就觀察到了這樣的自信和決心。“美國的邊疆”（不斷拓展的西部定居點的邊緣）可以被視為工藝和產品進步的象征。
不過，托克維爾確實也懷疑美國出現的是不是一種新的活力主義，但即便 是也和法國的情形有所不同。
在占據我頭腦的各種思考中，有兩點尤其突出，首先是美國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之一，其次是美國的巨大繁榮主要不是源自其個性和品質，或者比其他國家優越的政府製度，而是其獨特的自然條件……每個人都在工作，但這裏的礦脈是如此富饒，使所有勞動者都能很快獲得實現滿足的必要資源……支持繁榮的是永不停歇的精神，財富是常見的誘惑之源……如果我沒有判斷錯的話，大西洋兩岸的人並沒有顯著差異，隻是所處的位置不同而已。
在幾乎兩個世紀之後的今天，托克維爾的觀點顯得與事實完全相左。在19世紀上半葉，我們還可以把美國經濟的喧囂和驅動歸因於某些特殊條件，特別是有大片荒地可以開發的機遇。到19世紀末，美國的荒地幾乎開發殆盡，而實驗、探索和創造的推動力在整個20世紀都沒有完全停止。如果說美國人是因為進入了“伊甸園”而成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群之一，那他們在1920年步入城市化進程之後，就可以說已經失去天堂了。
托克維爾的重大失誤還在於，他認為（至少對西方國家來說）各國的經濟文化基本上相同。今天我們擁有很多托克維爾不知道的資料證據，例如對態度和信仰的研究顯示，大洋兩岸和各個國家的人是存在“差異”的。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數據就表明，不但個人之間存在態度和信仰的差異，各國的普遍態度和信仰或者說平均數之間也存在差異，其中許多差異是係統性的，不是簡單的隨機因素幹擾或者偶然事件的衝擊造成的後續影響，很難想象這種差異在托克維爾的時代會有什麼不同。如果活力主義高漲的19世紀表現出了與16世紀甚至18世紀不同的特征，不太可能是因為所有國家的普遍態度和信仰都同步發生了改變。有的國家緊隨文藝複興和啟蒙運動帶來的新價值觀的步伐，發展顯然快於其他國家。
最後，托克維爾還有一個錯誤，他認為美國的某些“獨有價值觀”（我們先不管與法國的價值觀是否相同）對其19世紀30年代的巨大發展的推動作用不及其他因素（如製度）——美國當時的大發展要快於歐洲和曆史上的水平。但最近開展的對當時的生活態度調查數據的研究表明，經濟文化因素對美國的經濟表現確實發揮了作用：影響到生產率、失業率以及工作滿意度和幸福程度。各個國家在這些指標上的差異對經濟發展結果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就是在西方各領先國家之間也存在巨大差異。這些將在第八章展開討論。
家庭調查所報告的對工作和職業的態度，有些可以解讀為活力主義的某些方麵的反映：對新觀念的歡迎、工作的重要性、對工作的自由和主動性的要求、追隨先進的意願、對競爭的接受以及對成功的渴望等。有必要指出，這些態度中大約有一半對解釋國家之間在經濟發展指標上的差異具有顯著影響。當然，發展指標很多，隻有最恰當的因素才能充分解釋所有發展指標上的差異。與此相對應，在近來的兩項研究中，態度調查中發現的各種態度被劃分為幾個群組。總體來看，活力主義這個態度群組對於解釋各國之間經濟發展指標的差異最具說服力，其次是反映消費主義或物質主義的態度群組。反映傳統態度的群組（測算社會信任度）同樣重要，此外還有反映自立程度的群組。
剩下的問題是，經濟製度的差異能否對經濟發展的表現產生可比的影響。最近的兩項研究表明，一個國家的大多數經濟製度（暫不考慮政治製度）無助於我們目前對各國經濟發展排名的解釋。在解釋各個國家的排名原因時，似乎僅用文化類的指標就能得到很好的結果，因為經濟製度都是經濟文化的表現形式。但有個例外，即經濟製度所允許的“經濟自由”度很關鍵，包括投資、創新、競爭和產業進入的自由等。
我們以上利用很短的篇幅進行了廣泛的討論，這裏對主要觀點做個小結：與活力主義不同，對財富的追求並不是與現代經濟幾乎同時興起的新文化潮流的要素。我們隻能說，在中世紀的黑暗年代，財富曾被視為不潔之物。在商業經濟時代之後，追求財富以及從中獲得愉悅才被社會接受，並鼓勵商人們不斷擴張市場、承擔更大的風險。但對現代經濟的勃興來說，還需要有財富積累之外的、對生活的更多可能性的新感覺，並要求建立相應的經濟和政治製度。
缺失的拚圖：人口和城市
本章講述了某些國家如何建立起對本土創新至關重要的文化和製度。有充分的理由表明，這些國家的經濟自由權利擴大、活力主義文化興起和民主製度發展是現代經濟崛起道路上的裏程碑。如果沒有公司製的引入，特別是具有爭議的有限責任製的股份公司，現代社會很可能不會取得那麼顯著的進步。更廣泛地說，如果沒有各種製度和政策為人們提供更大的經濟空間，現代社會也無法立足。
不過這些論述還有所遺漏：為什麼與相鄰的19世紀（尤其是前25年的頻繁戰爭之後的時期）相比，整個18世紀的創新顯得微不足道？答案可能是，進入19世紀後，某些因素增強或放大了創新帶來的微弱衝擊，充分發揮了在18世紀後25年已經達到較高水平的民主製和活力主義的潛力。但產生這些放大效應的因素到底是什麼，經濟史學家們似乎還沒有找到。為什麼創新出現的時間在英國、美國和比利時要早於法國和德國？我們無須借助托克維爾關於各國文化背景相近的印象也可以猜到，如果上述討論的各種影響因素（包括公司、民主、活力主義和經濟自由）在各國具有不同的強度，能否完全或部分解釋法國和德國的發展相對落後於其他國家的現象。
一旦我們想到這個被遺漏的因素就會恍然大悟，那就是人口密度，特別是一個國家（除偏遠地區以外）的勞動適齡人口。如果參與思考的頭腦太少，一個國家的文化和製度再好，也很難促成大量的創新。有人會問，為什麼冰島雖然人口稀少，卻並不貧窮落後？答案在於他們對英語和斯堪的納維亞語的熟悉實際上已使該國融入了美國和歐洲的大經濟體中。如果人口較多，又受到活力主義精神的激勵，加上民主製度對政府權力的限製帶來的鼓舞，即使平均每個人可以產生的創意數量不變，新創意的總量也肯定會增加。此外，如果新產品和新工藝不是隻為開發者個人服務，而是擴散到整個國家，那必將促進創新的增加：各公司開發的新產品將隨著人口數量的增加而增加。在同質性較高的國家，如果以必要的製度和文化為基礎，參與構思、開發、推廣和嚐試新創意的人數越多，人均的自主創新期望數量就越大。那麼有人會問，中國的人口遠超過英國和美國，為什麼在19世紀或者更早時期沒有產生多少創新成果？愛爾蘭經濟學家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在1755年的研究中指出，在18世紀的中國城市裏有著數量眾多的企業家，但嚴重缺乏開發自主創新或外來創新所需要的經濟製度和經濟文化。如果西方國家在今天的人均創新率高於100年前，那主要是因為有更多的人參與創新活動，並不表明給定數量的任何小群體能創造更多的新產品和新工藝。
人口增加的好處不但包括創新數量的增加以及能夠被更多人利用，還在於在新觀念和新產品衝擊一個國家時，人口密度越大，創新在經濟中傳播的速度就越快，好比人口規模越大，疾病的傳播速度越快、距離也越遠。思想的傳播與疾病的傳播非常相似，人越多，受感染者越多。而且更多的人意味著更大的市場，甲殼蟲樂隊可以在漢堡這個足夠大的城市演出1 000場，但在利物浦就做不到。
有了足夠的人口就能形成城市，僅僅依靠聚集效應，大家集中到一起會產生各方麵的好處。人口繼續增加還會催生第二座城市，如果土地不能成正比地擴大，隨著人口的增加，城市不但會擴大規模，而且數量也會越來越多。我們現在很清楚，除了在較大空間內聚集頭腦和增加密度外，城市還能帶來某些特殊的好處。城市經濟學家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麵對紐約市的規劃巨頭羅伯特·摩西（Robert Moses）的推土機時，提出了下麵這些深刻的思想：
人們聚集到城市這種規模大和密度高的地方來應該是件積極的事情……他們的存在本身就說明了問題。
大城市是多樣性的天然創造者，是新企業和各種新思想的孵化器。大城市還是數量眾多、業務廣泛的小企業的天然的經濟庇護所……依靠其他各種類型的企業，它們進一步增強了經濟多樣性，這是需要牢記的最重要的一點。城市的多樣性本身就容納和激發了更多的多樣性……如果沒有城市，這些小企業不可能繼續存在……城市帶來的多樣性的基礎在於，城市中有大量的人緊密地聚集在一起，其中又存在那麼多不同的品味、技能、需求、供給和奇怪的念頭。
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評論說“厭倦倫敦就意味著厭倦生活”，這說明隻有在城市裏才能發揮創造力。不過雅各布斯的觀點更進一步，指出隻有城市才能孕育新的多樣性和原創性，從而產生創新的可能。
曆史上的人口數據對此能提供什麼啟示？它們能否支持以上論點，即人口增加如何積極影響新創意的產生和交流？它們能否幫助解答上述疑問，即為什麼英國、比利時和美國的創新直到18世紀的最後25年依然十分貧乏，完全無法與19世紀中葉的創新熱潮相提並論？人口規模的數據非常貧乏，我們隻找到三個參考年份：從1700年到1820年再到1870年，西方國家（西歐及其衍生國家）在這三個時點的人口總數分別是8 300萬、1.44億和2.08億。相比之下，西方國家在1600~1700年的人口增長慢得多。人口的迅速增加對英國有巨大的促進作用：從850萬增長到2 100萬，再到3 150萬。美國在此期間更是成為西方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從100萬增加到1 000萬，再到4 000萬。比利時的人口增幅超過100%，從200萬到350萬，再到500萬。德國的起步較慢，但後來的總增幅也超過100%，從1 500萬到2 500萬，再到3 900萬。法國的人口增幅不及100%，從2 150萬到3 100萬，再到3 850萬。
同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19世紀的城市發展。當時人口超過10萬人的城市已經算規模較大的，以這個級別為例，選擇的對比時點分別是1800年左右與1846~1851年。在這段時間，英國的大城市從1個增加到9個，美國從沒有增加到6個，比利時從沒有增加到2個，普魯士也從沒有增加到2個，法國則從3個增加到5個。
社會發展的曆史不是絕對可預測的，但我們有理由相信，即使與本章的分析完全相反，促進19世紀創新發展的各種文化和製度在18世紀都已成型，也沒有足夠多的人構思足夠多的新創意，創新的起飛必須等西方國家的人口達到某個關鍵規模才能實現。
第一部分小結
卡爾·馬克思和馬克斯·韋伯都寫過世界近代史，他們觀察到1600年後的西方國家出現了封建領地之外的商人財富的積累，並由此產生了資本家。這些人建立了龐大的工廠，在越來越多的城市人口中雇用工人。封建領主也很快把以前分配給農奴的部分農產品銷售到城市裏，這種相互運動成為把勞動力從農場推向城市的另一種曆史動力。以上是對工業化的描述，而不是一種因果分析。不管在農村是否存在封建社會的體製，隨著18世紀早期人口的迅速增加，城鎮、城市、商店和工廠都蓬勃發展起來。
馬克思和韋伯對於工業化後果的分析也並不是特別高明，他們認為當時的工業化是現代化的第一階段，對此抱有複雜的感情。馬克思宣稱，盡管生產效率和資本存量在提高，工資卻呈現下降趨勢。但這個曾經是工人運動堅定信念的說法已悄然退出舞台，多項研究發現，工資水平在18世紀並沒有下降，在19世紀更是快速提高，並延續到20世紀。馬克思本人在1848年與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中也承認，他觀察到的現代資本主義具有推動社會進步的作用。
繼而，馬克思和韋伯都認為，19世紀的現代化給經濟生活帶來了枯燥的理性化和無情的官僚主義化趨勢。但如果他們的意思是封建領主製度下的傳統經濟給工人提供了很多自由活動的空間，那難免過於荒謬。曾在農村和城市兩個地方有過生活和工作經曆的人大部分都不會認為農村的情況好於城市。人口向城市轉移在多少個世紀以來一直是曆史的常態。
直到今天，他們思想的傳人才看到希望，“知識經濟”（尤其是服務業）能創造期盼已久的可以充分“發揮才能”的工作機遇。後工業時代的現代化將把人類的發展提升到工業化從未到達的高度。
本書的前四章采取了不同尋常的視角，講述了不同尋常的故事。19世紀興起的現代經濟在物質和非物質領域都取得了傑出的成就：智力參與、個人發展以及持續的經濟增長和內在的包容式發展。傑出的成就來自新力量的崛起——經濟活力。煥發這種經濟活力的因素是新的經濟文化，其必要的滋養物則包括代議製民主以及多次文化革命，如起源於文藝複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巴洛克時代的活力主義和啟蒙運動時期的現代主義。代議製民主確保了財產權利，促進了自立精神和社會參與。利他主義、活力主義和現代主義則促使人們走向世界，通過創新活動尋找生活的意義。由此建立起來的文化和經濟製度催生了人們從事創新的願望和能力。最後一個必要（而非充分）條件是有足夠數量的人口。
但發端於英國和美國的現代經濟似乎很隨意地停止了擴張的腳步，德國成為最後一個現代化國家。為什麼現代經濟沒有發展到瑞典和其他北歐國家、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毫無疑問，自主創新在這些國家的某些產業的確有所發展，但困難在於這些國家的廣泛活力的跡象表現得太晚，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它們追趕領先國家的創新的結果。現有的證據尚不能證實它們有充足的自主創新活力。類似的持續爭論會涉及中國香港、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如今的中國大陸以及印度，它們的經濟發展有多少源於自主創新，而非通過模仿和應用來追趕？這些經濟體也取得了某些顯著的創新成就，但很難測算其中的創新活動的廣度和密度，當然對任何經濟體都是如此。
顯然，新興的現代經濟（至少是19世紀的新興經濟）與資本主義製度有關。不過現代經濟與商業經濟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商業經濟實現了重要的貿易擴張和財富積累，但在生產率、工資水平、工作滿意度和人類精神層麵卻鮮有進步，在創造就業數量方麵可能也缺乏貢獻。當然，所有在19世紀興起的現代經濟都代表著對16世紀和17世紀的資本主義製度的改進，例如金融機構能夠更好地遴選和促進推動創新的投資項目。但從根本上說，現代經濟是屬於現代社會的，現代社會有著更基本的貢獻：這樣的社會建立了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的政治製度和經濟文化，由此產生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最早煥發活力的世界上第一批現代經濟是資本主義和現代性結合的產物。
現代資本主義經濟是現代經濟的第一種模板，但並不代表會是最後一種模板。進入20世紀以後，西方國家爆發了激烈的爭論，關於一個國家能否建立非資本主義性質的現代經濟，繼續擁有活力、致力於創新。創造了資本主義製度的歐洲人在討論：是否有其他一種或多種社會製度，也能在其基礎上建設有足夠活力的現代經濟？他們還要探討，在考慮到經濟現代性的各種成本之後，現代經濟是否依然具有正當性？現代經濟是否值得擁有？有關資本主義和現代性本身的正當性的問題，不但把歐洲變成了爭論的舞台，還在一定的時間和地點將其變成了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