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開始我的演講之前，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個我童年的故事。
那是1964年，我讀小學三年級。那時候的香港，還不是“亞洲四小龍”。那時的香港人，都還在“捱世界”（熬日子）。我記得我家住的是板間房，就是將一間60多平方米不到、60年以上的“唐屋”，用木板隔成五六個房間，除去走廊、公共洗手間等公攤空間，每間板房也就五六平方米，我家四口人就住在這樣的板房裏。其實在當時的香港，這樣的板房算是寬敞了，比起“棺材屋”來，那是體麵多了。
板間房的隔音效果特別差，隔壁的呼嚕聲、電視聲、吵架聲都聽得一清二楚。走廊盡頭裝了一部公共電話，電話鈴聲一響，整棟“唐屋”都地動山搖，要是三更半夜，那更是“午夜凶鈴”了。而包租公的大嗓門也有一拚：喂喂喂，揾
邊個（找哪個）？！隨後，扯大喉嚨喊：豬頭炳，姣婆瓊揾
你！於是，那個叫豬頭炳的人就噔噔噔地從西邊的板間房跑到東邊的走廊盡頭去接電話了。
有一次，我被“午夜凶鈴”嚇醒，久久不能入睡，我就邊躺在床上聽著隔壁泥水佬的呼嚕聲，邊想：如果，電話能夠拿在手裏，裝在袋裏，帶著出街，隨時隨地可以接聽，該好多啊！
剛好，第二天國文老師布置寫作文，題目叫作《我的新年願望》。當我搜腸刮肚寫不出的時候，忽然靈光一閃，我就把關於電話的奇思妙想寫了下來。
發作文那天，我的作文本又一次沒發下來。我喜滋滋地想，嘿！準又是被國文老師當範文評講。
我的國文老師三十出頭，因為戴一副高度近視眼鏡，被同事稱作“眼鏡俠”，又被我們班的小調皮仔喚作“眼鏡蛇”。他是我崇拜的偶像，我的國文成績一直考“甲+”就全賴有他。
國文老師先讀了兩篇範文，寫的新年願望都是希望新的一年科科考“甲+”、將來做醫生律師什麼的。我知道，最好的都是放在最後的。
“下麵，我們來欣賞一篇千古奇文。”國文老師開始朗讀我的作文了！
“我的新年願望，是希望有一天，能把電話拿在手裏，裝在口袋裏，帶著出街，電話一來，我拿出電話，放在耳邊，喂——”
“哄！”全班嘩然。
國文老師鐵青著臉，用力將作文本朝講壇一摔，說，這真是千古奇文！電話沒電線還叫電話嗎？你拿著電話出街邊走邊講，你全家跟在後麵吭唷吭唷地幫你拉電線嗎？
“哈哈哈！”全班鬧騰開了。
簡直是腦子燒壞了！這篇作文打“丁減”！我曾經無比景仰的國文老師，把臉都氣歪了。
各位，你們知道我當時的心情嗎？我真是連跳海的心都有了。我何曾拿過低於乙等的成績？這回不隻是丙、是丁，而且還是丁減！還有，說我的腦子燒壞了，就像燈泡的燈絲燒斷了，不靈光了！
放學後，那些鬼馬五六的調皮鬼就叫開了——
阿森阿森燒壞腦拎個電話隨街走鹹家牽住電話線鹹家仆街撞爆頭從此，我的國文成績就一直保持在“丁減”，那刺耳的“燒壞腦”童歌，也一直像噩夢一樣纏絞著我，直到，我小學畢業，升上了中一，逃離“眼鏡蛇”的噩夢，卻仍擺脫不了“燒壞腦”的陰影。
轉眼到了八十年代末，當我回到當年的小學參加校友會時，我手裏拿著價值幾萬港幣的“大哥大”，逢人就說：咦，原來電話真的可以拿在手裏隨街走的哦！
當年鬼馬五六的同學仔個個都笑了。隻是，聽說“眼鏡蛇”已離開那小學，不知去哪裏了。
其實，我之所以成為所謂的電信大王，真的要感謝說我燒壞腦的人。上了中學，我迷上了電子科技，一頭紮了進去，一味心思地想要證明，我的腦子沒燒壞，我的腦子沒燒壞……
我是在珠三角某市的演藝中心大劇院聽完電信大王高利森先生的勵誌演說的。演說結束後，在一片掌聲中，電信大王收拾妥當，拿起手機，在工作人員和“粉絲”的簇擁下，走了。
空蕩蕩的劇院裏，一位滿頭白發的清臒老人特別打眼。
他一手舉著眼鏡湊近眼睛，一手抓著手機湊近眼鏡，撥弄了好久，終於把手機放在了耳邊。
“眼鏡蛇”？我心裏一驚：不會這麼巧，正好是他吧？！
喂——
我支起了耳朵。
嗯，啊，沒走丟！剛才聽演講，關了機。什麼演講？乏味得很，聽得我都睡著了。哼，想著進來聽演講，也許有東西要發，結果什麼都沒有，氣死人了。什麼？中午的菜？哦，哦，我這就去買，就去買……
原來不是他。我釋然，啞然失笑：瞧我這腦子，怕是燒壞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