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巨大的文化意象
雷 達
在我看來，作家馮玉雷是一個頑強的文化尋根者，一個試圖“還原”絲綢之路文明的夢幻者，一個追尋敦煌文化的沉醉者，一個執拗地按照自己的文學理想來建構文字王國的人。這樣的人，雖身處繁囂之中，由於癡迷之深，其孤獨幾乎是必然的。
馮玉雷的小說創作開始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陸續發表中篇小說《陡城》、《野糜川》等，並且出版了長篇小說《肚皮鼓》，他在追求藝術性的同時，更注重作品的文化意義。1998年，臨近敦煌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之際，馮玉雷完成了紀實體作品《敦煌百年祭》，以類小說筆法，書藏經洞之悲劇。這是他的敦煌文化小說的肇始。別看文筆近乎通俗，立意卻不膚淺，興趣也不在獵奇，而是落在如陳寅恪所說：“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的語義闡釋上。他要探究的是，敦煌何以成為傷心史，傷心在何處？傷心的僅僅是學術嗎？傷心的隻是一座藏經洞，抑或一個王道士？對於王道士，作者的看法較為深刻：不是簡單化地唾罵他“賣國”了事，而是寫這個被曆史戲劇化地置於矛盾焦點的小人物，為孤絕所困，為生計所苦，為情勢為挾，為愚昧所驅，其行為及其後果帶有某種“假私濟公”的性質——出於私欲是本意，是出發點，“濟公”卻是始料所未及的客觀使然。大量珍貴文物被盜賣了，大不幸也；但珍貴文物因禍得福，幾乎在一百年間躲過了重重災難，被完整地保存下來了，致使敦煌學成為資料豐滿的顯學，又是不幸中之萬幸也。它們不是藏在自家的而是藏在別國的博物館裏，是讓人痛心疾首的事；但它們終究沒有像圓明園的珍寶那樣被劫掠一空或者付之一炬，又讓人在痛心之餘感到了些許欣慰——在全球化和資訊空前發達的今天，這後一點也許會變得愈益突出。
如果說，《敦煌百年祭》隻是圍繞藏經洞傳奇的一部單純而緊湊的紀實體作品，那麼，擺在我們麵前的這部長篇小說《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遠》，就是一軸寫意和寫實交織的長卷，一首雄渾的交響樂，一個龐大的文化夢境。作者努力追求題旨的深邃，氣象的闊大，人物的眾多，線索的複雜。這些都是他的前作所無法比擬的。馮玉雷無疑躍上了一個新的高度。在我有限的閱讀經驗裏，像《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遠》這樣奇異的文本尚不多見。我甚至一時不知道該怎樣評價這部標明為“小說”的複雜文本，姑且以“文化小說”名之。必須承認，它為我帶來了強烈的知覺衝擊和浩闊的閱讀感受，包括大量關於敦煌和西域的神話傳說，民間故事，曆史疑案，科學知識。我相信讀到這本書的人，也會和我一樣，為它的曆史意象的豐富，斑斕，多元，神奇和無極的寥廓感而發出讚歎。作者固然不是知名作家，但他把握錯綜複雜曆史文化現象的能力，處理頭緒紛繁曆史人物的本領，不免讓人暗暗稱奇。然而，它有點“不像小說”，它缺乏傳統小說情節的連貫性，懸念的緊張性和主要人物的一以貫之，它有意地切斷故事的趣味線索，讓人頗為不適，它在文體上的嚐試，即所謂“整合”方式，也不無可以商榷之處。但是，盡管如此，它仍是一部有價值的作品。
小說題名《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遠》，表達了作者獨特的文化情思和曆史文化觀念。“六千大地”泛指西部大地——帕米爾高原，青藏高原，河西走廊，傳統中的西域各地及中亞。六千大地極言其遠，包含一個大文化帶。這一地域曾經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化中心地帶，積澱深厚，張力四溢，而敦煌是它的一顆明珠，是其文明核心和精華彙聚之地。敦煌文化也可以說是樓蘭文化、龜茲文化、高昌文化等已經消失的西域文化的延伸，其中也有很多中亞與中國中原文化的雜交成分。正是敦煌，以及圍繞敦煌的中亞腹地在上世紀初的人文地理大發現，激發了作者的想象，引發了思古之幽情，豪邁之追憶，浪漫之抒發。作者是一個真正熱愛西部，熟悉西部，並把靈魂交付給西部大地的人。他心中的西部，並不是外在的荒寒，不是茫茫戈壁，不是粗礪的物象，徒以形式赫人，他心中的西部是一個活物，一個無可言說的心象，一種近乎神性的存在，是積澱了豐厚的文化土層的所在，有點萬物有靈的泛神論意味。隻有長期浸潤其中又能超拔出來，達到物我兩忘境地的人，才可能有此悟性。